梁广和家人在香港

曾有人说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几个月，我们在香港就已知情。据我所知不然，当时香港表面上形势在逐步紧张，如香港当局不多时就举行防空警报演习，后来又从加拿大调来一些水兵之类的兵种加强防务，但什么时候战争会来临是不清楚的。日寇进行突然袭击，那时在国民党反动政府压迫下许多国内外有影响的知名爱国民主人士文化人士、民主党派领导人都集结在香港，还有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粤南省委领导机关、香港市委及属下各区级等领导机关和广大党员及进步群众，南委书记张文彬也在41年9月到香港。由张文彬召集的会议正在铜锣湾进行，到会的有东江特委尹林平、饶彰枫，粤中特委罗范群，南路特委周楠和粤南省委梁广，日军突然占领九龙半岛时我们的会议才停止。参加会议的人全部被困在港岛约有十一天，即港岛沦陷后4、5天才冒险偷渡过九龙半岛的。可见事前毫无撤退准备。

日军占领香港后1941年12月底，当决定大撤退时，回顾广州沦陷时撤退的教训应当留下少量人员，原议定留港的领导人不愿留下，在此紧急关头又无其他合适人选，于是我决定留在敌后主管城市地下工作，张文彬也同意了。原香港市委及其下属香港九龙各区委，共约有党员两千人，我党组织机构演变情况如下：

1）在沦陷初期从原市委组织机构中抽了一部分骨干分子和原驻在香港的八路军办事处系统的，以及曾生、王作尧部队驻港的交通采购站三方面合力奋斗抢救驻在香港的大量抗日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还有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包括国民党官员和家属、国际友人等。

2）同时粤南省委机关工作人员，除梁广及其家人之外全部撤离，原香港我地下党组织以市委书记为首的绝大多数的党员和干部，及在我党影响下的广大积极分子青年群众均撤退到曾生，王作尧部队活动的惠、东、保地区再行处理，或留部队或分送到珠江三角洲部队活动地区，又或分送回原籍暂住等，至1942年3月初大撤退疏散基本结束。

至此原香港市委及其下属组织机构已经自然不存在了，无所谓也不存在原香港市委撤销不撤销的问题。疏散结束后，留港党员经常有联系的大约有30人，又在3、4月间先后接到已撤退到内地的市委各有关组织人员的通知，对于当时找不到、通知不到的或因家属子女等关系走不了的种种原因失去联系的党员，要设法收容取得联系。在这种情况下收容联系了几十人，总共七、八十个党员，全是单线联系。其中有些党员长期找不到职业生活难以维持等原因不得已离港，有些是被组织调离的，到日本投降时留港的党员仍只有30人左右。

香港沦陷后党的组织形式不设支部，不设小组，不召集会议，实行单线联系，即一个党员负责联系三个党员，这三个党员又每人联系三个人，如此类推，互不发生、不谈论组织关系，如相互认识的，只作朋友关系。留港的党员必须要有较好的社会关系，有职业有经济收入才会有政治掩护，作为留港居民要准备随时对付盘问和追查。留港党员的任务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广交朋友，注意敌伪统治的政治军事动向和社会动向，收集情报、协助采购支援我游击区物资输送，谨慎发展党员和群众组织等。

三月初正值大撤退疏散结束后，即开始整顿香港地下党的领导层工作，我做了如下安排，张如为港九特派员，下设香港特派员黄施民，特派员潘柱(小潘)除协助黄施民外另有其特殊抗战工作(是刘少文系统的)，协助黄施民的还有张振楠、司药员周权、温坚等，九龙特派员曾珍由黄振贤、邓演献、黄灯明、肖凡波、邓和等几位同志协助。以上情况不到一年，张如表现不大适合留敌后城市工作，于是调回内地，曾珍又因跟她很要好的一位脱了党的女士同汉奸特务恋爱并结了婚，严重威胁曾珍的留港工作，故把曾珍暂撤退回吴有恒同志的家乡。此后我党员不多，党内比较稳定，就取消了港九及以下的特派员制，改为香港临时工作委员会的形式，由黄施民、潘柱、张振楠、陈民汉、周权等组成，主要负责是黄施民，潘柱为副。1943年底我转移到广州时，将香港地下党组织交给了林平、曾生，请他们多照顾一下香港地下党工作，临别时对黄施民、潘柱等交待以后有事多与林平、曾生方面联系，后来他们取得了林平、曾生的支持和指导。

3）1942年3月初张文彬约我去惠阳东莞之间的曾生部、王作尧部活动地区会谈，作如下商议：

①目前华南形势在世界大战影响下变化很大，中央要加强华南沿海几个省的领导建立南委，已指定方方为书记，张文彬为副书记，梁广为组织部长，在梁广未到之前张文彬兼任，涂振龙为宣传部长，机关设置及地点正在积极筹备中。此前我对要成立南委一事从未听说，一无所知。张文彬向我交待说，待南委筹备就绪就立即派人带我过去，要我仍然暂回香港主管敌后城市工作等候调动。

②商议准备恢复广东省委、粤南省委和粤北省委合并，以粤北省委为基础，派原粤南省委组织部长王均予去粤北省委共同筹备召开一次适当的干部会议宣布恢复成立广东省委领导机构，当时粤南省委宣传部长石辟澜和妇女部长邓戈明是夫妇已回潮汕治病疗养，所以粤南省委就在此时决定结束了。

我留港负责敌后大中城市地下工作的范围包括广州、香港、澳门、湛江(广州湾)、汕头、厦门。这次分手后张文彬不幸在5月底被捕病死在狱中，南委也就不存在了。我在香港湾仔办了一间太平药材店掩护地下工作整两年。香港沦陷初期方兰同志为我做港九内部交通工作，几个月后她调去九港市郊游击队；何琼同志为我与广州、澳门、香港做交通联系；我爱人徐华淑同志主管机关(药材店)作掩护，并与留港工作的少数干部交通联系。

广州在沦陷时撤退处理不当；全部撤退干净，为了恢复广州市的工作，我们已于1941年开始寻觅个别适合人选回广州重建基础，到1943年底我迁回广州决定以广州作为工作重心，直至1944年12月底接周恩来同志电令，我立即迁往东江纵队工作。1945年3月初我率领北江、西北江两支队共约600人上英德县(北江河以东地区)鱼子地区，和北江河以西英德清远两县之间地区(西北江地区)，开创新的游击根据地。完成任务后，于5月底又接林平指示，因广宁县某区武装起义后形势被动危急，要我立即去帮助扭转局面，经过努力斗争到了8月初已从被动危急局面转变为主动出击的稳定局面，此时可告一段落，我提出要回临时省委、东纵司令部汇报半年来的工作，布置工作后我于1945年8月中旬离开广宁游击区，经高腰县广利镇乘肇庆至广州的拖渡船去广州，在船上我才听说日本已经无条件投降近一星期了，可见我们在山区无电台报纸的消息闭塞。回到罗浮山冲虚观东总司令部，林平又要我回广州一次。1945年9月8号我又回到香港主持恢复各大中城市的地下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