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撤出广州后，我于10月20日到达香港，即与我对外公开的十八集团军驻港办事处代表廖承志同志共同研究工作，都认为应该着重建立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是我在广州沦陷后第一次与廖承志交谈彼此交换对我党政治军事工作的看法，意见是一致的，此后我们二人在工作上的协作都非常融洽。

廖承志很支持我把工作重点放在搞敌后武装游击战，并答应借了二百港元给我们做活动经费。当时我们对内没有电台，若要与中央联系则需廖方面转述。我们一些部队在初期的力量和经验较少，曾被日军扫荡压缩到深圳，泅渡转移到香港，大部分被英军俘虏在集中营，我们得悉后经廖承志同志出面向英政府保释，由我东南特委在秘密环境中即时收容，分别动员说服鼓励和总结经验，再送回去坚持敌后游击战争。

后来队伍壮大了国民党屡次企图消灭我抗日武装，我们早已探测转移路线及过河地点，准备一旦国民党要打内战想消灭我部队时，我们有应急计划，这个保存力量的作战方案也征得了廖承志的支持并报省委。

1939年6、7月间张同志到香港召集东南、东江、中区、南路等（特）地委会议，到会的主要是东南、东江地委的干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我和廖承志一起听了传达。张同志主要是强调统一战线和对国民党的立场，他说只要以苦口婆心与人为善和风细雨的态度，对巩固长期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是不成问题的，不仅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在胜利后的建设仍可巩固合作，只要国共合作统一战线长期巩固发展下去，中国就可以不经过流血和平地转入社会主义等等，大意如此，说得有声有色令人兴奋动听，他说要争取在广东建立一个统战的模范省。当时我们不了解这是六中全会的决议还是少数人的意见，更不知道传达的是右倾路线。廖承志和我对苦口婆心的统战精神都表示怀疑，但没有展开争论，那是因为参加会议的人多，环境不好，会议时间不能过长，张同志也有其他事情，他传达完即离香港回省委去了。之后我组织了一次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目的是强调要争取国共合作使统战长期巩固下去，就必须时刻提高警惕性和坚持我党独立自主的原则，必须贯彻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会上我的发言差不多均遭反对，大家同意张同志的传达，我未能说服大家，最后我去找廖承志帮忙，他用了两个小时，更有条理地理论，内容基本和我一致，说毕，时间已是从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一点，大家没再表示意见，他的发言就做为会议的总结。

对于国共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和观点，廖承志同志和我意见一致，并给于了我很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