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东抗日武装斗争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的第二天，我即找到廖承志同志谈我的打算，要搞武装斗争，并向廖承志借了二百元港币交给曾生、周伯明、义哥（谢学筹）、黄宇等同志回去搞武装。曾生是惠阳县坪山镇人，是大学生“自然绅士”有威望的人。广州沦陷第三天，他们以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名义开展活动，成立惠阳县委，曾生任书记。开始有二、三十人的武装，武装的来源，一是动员叶挺家乡的兄弟叶汉生、叶维如，向他们借了七八支步枪，而曾生已有支双筒鸟枪和一支左轮；二是从温叔海旅马营借了七支步枪，共约20支。11月底在惠阳的日寇举行第一次扫荡，目标是进攻在大鹏半岛的温叔海旅，结果我们的人也跑出香港，当时我对他们做了工作，劝说他们回去，我说那里成千上万的人都没有出来，你们怕什么？可能批评严厉些，有人流泪，后来他们回去继续战斗，扩大了队伍，又从叶挺家借了八九支枪械，从马营再借了七枝步枪。

到了1939年1月中旬，宝安、惠阳、东莞敌人联合出动，进行了第二次大扫荡，把温叔海旅一个团赶到沙头角梧桐山，我们已回去的人大部分也跑了出来,那里一面是香港，一面是大陆，边界有英军警戒，带着武器是不能过边界的，这个团的士兵把武器丢得满山遍野都是，马营长也随着被打垮的队伍跑到香港，找到我说尽好话，要我们收容他们。我们接受了他们的要求。另外，我们动员我部回港人员立即回梧桐山捡枪，帮助马营收容散兵。于是收容集中了一百人左右，编成一个连，由马营长带队。我们派人带路沿海边送他们回惠东，我们把检到的烂枪送给他们，留下好的枪，其中有几挺机枪和一百多支步枪，加上原来的枪就有二百多支，武装斗争就这样搞起来了。

在这半年里，我们的队伍发展到了几百人，需要政工干部。我们要求省委张文彬派干部来，但没有答应。于是我向部队作报告，讲中央苏区红军打仗的故事，部队同志把我的话写成标语。张文彬就批评我过左，把苏区的一套都搬来了，妨碍了统一战线，他对曾生部队的发展更是不满意，但我们还是坚持搞下去。还有一件事，叶挺与项英合不来，于1939年二、三月间来广东搞华南游击区，是蒋介石同意的，我们中央不知道。叶挺来后经廖承志介绍找到我商量打算用他的名义把曾生、王作尧两部队（曾部三百余人，王部一百多人）合起来做基础，集中在深圳以北的横岗、九江一带地区活动，开展抗日游击战。谈话后，我们就照这样办。我通知他们出来香港与叶挺见面，随后，叶挺到曾、王部队视察。这样曾、王两支队合起来活动就更有影响了。国民党广东当局知道叶挺回来进行抗日活动,即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就撤消原来与叶挺的协议,并找周恩来,说叶挺回广东搞游击战争,影响不好,地方不欢迎。后来我党中央来电报把叶挺调回新四军。

日寇在第二次扫荡后，在其兵力部署上做了改变，原来敌人占领惠阳、淡水、澳头一带，是为了保护以大鹏湾为主到广州的交通线。后来改变与珠江口为交通要道，于是把兵力撤至广九铁路线并占领珠江口两岸地区，以巩固广州防线。1939年四、五月间，敌人放弃了淡水，这时叶挺刚走不久，我们就收复了淡水。经过是这样的；敌人撤退的当晚，群众看到他们打包袱，还门板家具等，知道他们要走，就连夜告知曾生（曾生部在坪山，距淡水30华里），于是曾生即动员全体指战员，工作人员三、四百人星夜出动，下半夜到达，即包围淡水城，见无动静就四面八方打枪，里面没有还击，知道敌人已退，我们就开进城里，占领了淡水城。解放淡水城后，我们就在香港大造舆论，写社论，发宣言、传单。我惠宝人民抗日游击队和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解放了淡水城的消息，通过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分布到七、八个县进行宣传。这个消息还经过海员传到东南亚各国。开始国民党当局还不相信，过了一星期后才不能不承认事实。

由此曾生就出了名。这时华侨纷纷捐钱和物资，寄给宋庆龄收转八路军办事处，分发给国民党、八路军、新四军、曾生部队。当时给曾生部队有20万港币，我们拿了几万元使用，存在香港银行有十七、八万。这时候部队要继续扩大，但武器缺乏，有钱都买不到枪械。我知道红军长征时，兵工厂留下了一批工人回了乡，这些人以五华、兴宁、梅县一带的人为多，他们都认识我。我派人去联系，用我的名义，通过梅县中心县委发动他们来造枪械。有一个原是苏区兵工厂枪炮股股长叫周玉庭，他不相信，后来见到了我才相信，于是他就回去动员了十余人来造枪械。我们买了些简单的机器、工具、钢材、造短杆马枪。开始七天做一支，后来一天做三到五支，枪的质量比石井兵工厂的还要好，对着水井连打100发子弹，枪都丝毫无损。到了1940年初，我们生产了好几百支枪，这时曾生部队扩大到1100多人，加上税站、医院、被服厂、兵工厂共一千三四百人。

王作尧部队是在广州沦陷前夕，东莞县委通过社会关系取得该县当局允许，组织建立起的壮丁模范队约100人，另一个是壮丁常备队100人左右，以上两个壮丁队共约200余人，有武器配备。当我们撤出广州时，省委代书记李大林对这两股武装，要我设法通知他们向五华县大南山撤退，我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两股武装应留在沦陷区（敌后）东、宝、惠县境开展抗日游击战活动，为此发生了争论；他说，你能保证这两股队伍的生命安全吗？我说，你我的安全都不能保证，现在已沦陷了，应该发挥武装抗战的作用。他说坚持他的理由，不同意我的意见就走了。

广州、东莞先后沦陷，该县国民党官兵逃跑了，我党县委派王作尧同志去把两个队合编为一个大队，由王作尧任大队长，坚持在东、宝县境活动。不久我东南特委即派温焯华同志与他们取得联系，鼓励他们坚持在当地开展游击战活动。该部队在发展过程中困难较多，曾生部对王部有过少量支援，因为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规定，钱只能用在讲客家话地区，所以只能少量支援。

当时我党领导的另一个抗日武装队伍是增城阮海天部，阮海天是增城人，中共党员，广州沦陷前阮海天等组织“民先”约一百人抗日武装，到广州后就扩大到四百人的武装。阮海天曾多次要求东江特委，要求地方党支持和支援干部，但都得不到支持。这支部队受到国民党别动队、当地地主恶霸、土匪、日军和伪军的重重压迫，又得不到地方党组织的配合，困难越来越大，有时连饭都吃不上，部队不断减员，减至一百人左右，阮海天又到古竹找林平支援，没有结果，便跑到香港找我。我支援了一些钱和药物品给他，并要他们坚持战斗，在万不得已时，把部队转移到东江河以南编入王作尧部。1939年六、七月间，阮海天部编入到王作尧部，这样王作尧部共有二百多三百人。

在抗日武装斗争问题上，省委的指导思想是不明确的，（温焯华：当时我们派人到国民党中去搞统一战线，而没有独立自主地搞武装斗争。如果能独立自主地搞，局面就会不同。为甚么广东的抗日武装斗争发展慢，不平衡，是与指导思想有关系的。）当时是有争论的。抗战初期，党通过陈汝棠、李洁之等的关系，搞了几批工人武装骨干去学习（培训），约有两百人，还有抗先队的两百人，部分有武装，但当时根本没有在敌后搞武装斗争的思，结果工人基干队、干部队到了韶关就被国民党缴了枪，抗先队（郭大同带队）到博罗也被人家缴了械。还有一个例子说明当时省委对武装斗争是不重视的；抗战爆发后，中大学生陈文博在博罗县象头山搞起了三、四百人的队伍，林平、饶彰枫曾去过，我从曾生部抽了10多个班、排长支援他的部队。后来因为省委没有很好领导这支队伍，结果在1940年四、五月间被国民党骗去惠州西湖进行所谓“训练”，被一网打尽。省委对吴勤的部队也是不支持的，吴勤在大革命时期是中共党员，是南海农民运动有影响的人物，大革命失败后逃亡南洋，1930年或1931年初回国，此人有活动能力，回国后在顺德、南海边界活动，与土匪、地主武装均有联系，与曾养甫（曾是广东省国民党省党部书记）也有来往，广州沦陷后，曾养甫把吴勤所联系的武装编为“广游二支队”，任吴勤为支队司令，但吴勤本身没有一兵一枪，1939年九、十月间吴勤去韶关住了两个月与国民党省党部联系，要了一部电台，同时他找我们省委联系，表示接受我党领导，他见了张文彬，林平两次都遭拒绝，主要是不相信吴勤，这使吴勤很失望，于是吴勤就经东江老隆到香港找廖承志，廖承志把他介绍给我，他向我汇报了情况，与我所掌握的情况相符，我认为他老实，答应与他联系。1939年底，我先后派严尚民、刘向东、林锵云等同志去吴勤部协助工作。总之1940年六月以前，曾王两部，中山县武装游击队，省委没派过一个干部、一个学生来过，钱更不用说，一个人不给，一个钱不给，一句好话没有鼓励过，这就是省委的态度，对我们主要是批评责备，背后批评就更多了。他们的思想是“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建设统一战线模范省”，他们只注意做国民党军队工作，送了几千党员、学生到国民党军队中去，相反，对我们却一个不给，直到我把工作移交给林平为止。邬强是怎样到曾生部的？当时邬强在韶关暂无工作，我东江部队提出要邬强同志去办班排长训练班，张文彬不同意，后来我提出借用，做了许多工作才把邬强同志借来。当时中央派了梁鸿钧（广西钦县人）、卢伟良、谢斌、谢立全、小陈、邓桂林、李振亚等同志来协助广东的武装斗争，这都是中央派来的，不是省委派的。

关于曾、王部队东移

国民觉当局早就蓄意用武力消灭我曾生、王作尧两部。1940年三月初国民党东江游击区司令香瀚屏〔此人极为反动）去香港，不从哪里探听到曾生部队是小林（梁广在党内的称呼）领导的，于是就大肆造谣，说曾生部队是日本在台湾的总督小林一雄领导的，是汉奸部队，为他们消灭曾生部队制造借口。当时形势十分紧张，国民党当局调动了坛城、博罗、东莞、惠阳、宝安等的地方部队四、五千人包围我们。首先从淡水镇以南，坪山圩以西往深圳的公路线上，切断曾、王部队的联系，也是切断曾部向西（东莞）转移敌后的路线，另一方面从淡水以东至澳头（海边）公路线上，切断曾部向惠阳以东（海、陆、紫等县）转移的路线，企图把曾部包围或压缩至海边，最后歼灭。

我们即开会研究突围，王作尧部教导员何汝诚参加了会议，刚好省委代理书记李大林，省委军事部长、东江特委书记林平到来（从香港回东江是路过的），我们遂请他们参加会议，共同决定行动方案。原来我们考虑撤退已酝酿了一年时间，打算转移到博罗、増城靠近广州一带地区活动，这就要解决渡东江河的问题，东江下游水很深，我们曾派人去测量水位，选择地点渡河。为们什么当时不考虑到敌后？敌后在铁路以南，活动范围很小，到处在敌人大炮的射程之内，沿海边都是敌人的据点保护其交通线，铁路沿线每五百米至一公里都设有碉堡，防守严密，该敌后地区各种反动力量强大；比如，土匪堂口多，大村庄多，地主恶霸反动武装多，加上日军、伪军、国民党别动队，我部无群众基础，如果我部转移到这地区活动就有困难，同时虑到曾生部队没有打过仗，连一日五、六十里的行军都没有走过，于是经会议研究决定，向东突围转移，计划拟高潭为目的地（即海丰、紫金、惠阳三县交界处，那是彭湃时代的老苏区），然后看形势，如能回来原地区则转回来，如不能就在观音阁徒涉过河至广州外围铁路边活动。当时李大林，林平同意了，即把我们行军所经过的地区党组织关系介绍给我们，并立即回去通知这些党组织做好协助工作。会议还决定王作尧部在突围的当晚十二时前要赶到曾部汇合。为什么要曾、王两部一致行动？原因是王作尧部有战斗经验和较为精干。

但当天晚上我们等到三点钟仍然不见王作尧部队来，估计他们途中受阻，故我们决定不能再等待立即突围，按计划到了高潭，只在原定地点留下干部等候带领王部随后赶上，但王部未能按会合地点路线行动，而是绕至惠州城边到了惠东，与我们失去联络，敌人诱骗他们谈判，王部派何汝诚教导员带一个排去指定地点谈判，结果被敌人伏击，将我们谈判人员全部俘去，何汝诚被杀害，王作尧打回东莞原地区活动。

这次事变来得急速，来不及向上级和廖承志报告，为了把这次事件向中央汇报，同时向社会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日的罪行，部队到高潭后，决定由我到香港向上级汇报并开展宣传攻势，以及为部队解决经费和与王作尧部联系等。在我离队前了解到曾生部队干部有不团结的现象，我找他们个别谈话，开会讲要提高警惕，不要受骗，要团结。做完这些工作后，即到高潭的第四天，我就和军需蔡国良去香港，由东江特委属下的紫金县派交通带路，到了东江特委，见到林平和饶彰楓。一见面，他们就说国民党开了一个师去是对付你们的，我说，我们不知到，我得悉这个情况后，对他们说，我不在部队归你们领导，要组织地方配合，请你们立即派人与曾生联系，要解决部队的吃饭问题和情报问题。我走后，他们没有派人去，曾部不知道国民党的军事调动，我到了香港，获悉部队在三月底被打散（即我离开部队只有八、九天时间）。经过是这样的，我走后敌人诱骗曾部谈判，周同志和曾同志先后去谈判，回来说敌人态度很好，其实敌人拖延时间，调集兵力。由于幻想和平，放松警惕，结果被敌人包围，部队被打垮，周伯明等约百人被俘，失散人员大概有400多人，在海丰县委书记严重的帮助下，把失散人员转移到香港。至此，曾、王二部暂时分散隐蔽活动。

关于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问题

1940年5月底张文彬第二次从延安回来，通知我到韶关开会。张文彬对我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把广东分为粤北省委和粤南省委，张文彬任粤北省委书记；我为粤南省委书记，粤南省委的工作由张文彬联系。以珠江河为界，珠江以北归粤北省委管，珠江以南归粤南省委管，这样我就把曾、王部队和东莞、宝安、惠阳三县地方党组织交粤北省委领导下的东江特委书记林平接管。1940年6月份粤北、粤南省委正式成立，七、八月份撤消东南特委，恢复香港市委(吴有恒这时去了延安)杨康华任香港市委书记。珠江三角洲(南、番、顺、中四个县)并入粤中特委领导，粤南省委成立后，我在中山把珠江三角洲约七百人左右的武装交给特委书记罗范群。这时有没有西江特委谁负责?(温焯华：刘田夫、梁嘉，西江特委属粤北省委管)，后来划到粤中来了，西江(珠江)河以西属粤中，以东属粤北省委管，这时实际上只有两个地区，一是粤中，二是南路和四大城市—广州、香港、澳门与广州湾。成立粤南省委时只有我一人，光棍。1941年3月邓贞子(邓戈明)，5月石辟澜才来当宣传部长，王均予秋天从湛江来任组织部长。(温焯华：1941年贯彻张文彬取消白石水的武装斗争的指示，派王均予来协助、监督进行)。1941年11月，张文彬来香港，12月开粤南省委会议，王均予、石辟澜、南路的周楠，粤中罗范群、香港市委杨康华，另外东江特委林平、饶彰枫参加了会议。在会议快结束时，12月25日即耶稣节的晚上，香港沦陷(日本先占九龙，五，六天后占香港)，这时接中央来电指示，要抢救国际友人和知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我们即开会研究布置撤退工作，我请求留下，张文彬同意，留下的干部有小潘、黄施民、张振南同志，还有二、三十个党员，其余全部撤退，我派方兰去九龙设法与曾生部联系，接应国际友人和民主人士的撤退。当时有许多国际友人和民主人士住在玛利医院，日本人封锁得很严，我找了廖承志联系，设法从下水道里把他们抢救出来。这时乔冠华也在湾仔铁趸船仓里躲了一星期，廖承志要我亲自去把他带出来，我这时才认识乔冠华，听说他是星岛日报的总编辑。我带他到九龙送送出去，后来他去了重庆。当时我们撤出了许多人，有两千多个党员(大部份去了曾、王部队)和大批的国际友人和民主人士。中央曾来电嘉奖，表扬了黄施民、小潘、陈文汉等，我是不出面的。香港沦陷时人口达一百万，日本占领香港解决不了粮食问题，就允许疏散，香港一下子就跑了几十万人，我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又来又去，坚持在香港工作两年多。在这段时间里，他们一分钱也没有给我们。香港沦陷后，部队增加了许多人，负担很重，我们不好提出。到疏散后安定了，还是没有给我们经费。我们留下的几十人没有钱，生活很苦，这时工厂、商店、茶楼都无开业，找不到工作，我们大家就摆卖自己的衣服，卖家具,等这些都卖光了，就去做苦力，去打扫战场、扫街，没有工钱，只有两斤半米一日，用手帕包着回来，大家分着吃。这时有个大医生的配药员是共产党员，支援点钱来救济。我们当时提出，以党养党，大家想办法。那时又真正体现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思想品质，(以上说过大革命广州暴动失败后有一次同样性质的困难时期)在困难的时候，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共同维护生活。互六月间军委刘少文同志离港回中央，我请他把我们的情况反映给周恩来同志。刘少文在临走时给了我八百元美金一千元港币(这时美金、港币贬值)换成一千元日本军票这些钱我们不舍得用，到香港安定时用来开药材铺做生意以此来掩护地下工作的进行。在这段时间，周恩来同志领导的重庆南方局经常来电报给林平询问我的情况(林平、曾生处设有电台与南方局联系)，据了解共有二十多个电报问我是否安全，是否有职业，如无职业掩护就撤回部队。开始林平接到这些电报就用烟纸抄给我看，后来多了，就由交通口头传达，以后口头转达都没有了。

1942年2月粤南省委工作结束，4月成立军政委员会，广东的武装全部由林平一人负责，是张文彬亲自布置的当时我在场。

粤北省委事件和临时省委的成立

1942年4月，张文彬从韶关来找我(曾生部队)说 ：中央指示，因太平洋+战争发生后，整个局势起了变化。为了加强南方沿海几个省的领导，成立“南方工作委员会”(南委)，以方方为书记，张文彬为付书记，梁广为组织部长，涂振龙为宣传部长，他去过方方处碰头筹备成立南委。1942年5月粤北省委被破坏，张文彬被捕，这条线就断了。事件发生后，经林平处发电报告南方局，南方局即来电指示停止一切活动，撤退暴露的同志。粤北事件后，方方，姚铎去重庆(姚铎是闽粤边干部，筹备成立南委时安排他任南委办公室主任)，姚铎去重庆后叛变，1942年夏秋他从重庆带电台和特务回来，在潮汕地区被我地下党(林美南布置)击毙。1942年11月，南方局来电指示成立广东临时省委，指定三人组成，林平为书记，还有我和连贯同志。当时林平分工：我负责广州、香港、澳门等沦陷了的城市工作，其他地区由连贯负责，林平管全面。当时没有开会，只是简单谈了几句话，都是谈些怎样联系，怎样恢复活动等等。我和连贯都看过电文，看后我就回香港，并准备回广州。先派曾珍(女)、余美庆同志回广州恢复工作。1943年底我回到广州。因广州基础较弱，社会关系少，敌伪统治较严，必须有职业掩护，于是我和在香港认识的生意人胡炯合股开设华昌药材批发铺，但不够本钱，便向曾生要了六(或八)万国币，向广州治病的杨康华要了几万元，便在十三行开铺做生意。事后林平知道非常不满，严厉批评曾生要曾生把钱取回。曾生知到我们地下工作的艰难，当然不答应这样做，据说曾生被林平批到流泪。

去游击区

1944年底，我突然接到通知去游击根据地，原因是周恩来同志经常来电报问及我的情况，林平长期没有答复，于是周恩来下令要我立即回部队，不能留在沦陷区。这样林平就派陈翔南来接我的工作。我于12月31日离广州，在途中(东莞)过元旦，随后到了东江纵队总部所在地(在惠阳、东莞之间，那时还没有搬到罗浮山)。在这里两个月，什么会议及工作都没有通知我参加，各地汇报工作也没有让我听，我除了吃饭还是吃饭，临时省委也一直没有开过会。我在广州时只有叫我去开过两次东纵、军政委员会的一览子会议(而不是省委会议)。后来在东纵青干班开学时，曾生拉我去讲话，介绍说我是广东省临时省委负责人之一。会后林平狠狠批评了曾生说，为何要我讲话。

1945年2月底3月初，我提出到下面看看——东江河北岸地区，他们同意了。当时我只知道东江纵队一独立大队在增城、博罗之间活动(即东江河以北)，不知道邬强带了北江支队约300人在这里活动了几个月，准备去北江开创新地区工作，去了两次都被国民党和敌、伪军打了回来。后增派蔡国良和邓楚白支队去西北江开创新根据地，活动了两个月，还是上不去。这些我本来是不知道的。我去到这个大队，正碰上他们在酝酿两个支队会合北上，共同完成任务的问题，但缺乏统一指挥的领导人。我说，我负责，但要请示司令部。经请示获准，我即率队北上。我们的目的地是，北江支队是以北江河以东英德县以东的鱼子湾地区为目的地，和翁源、新丰、佛岗为目标；西北江支队是以北江河以西英德县和阳山、清远为目标(清远县城沦陷)。这是国民党的统治区，不是敌占区。话又说回来，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能够活动这么久，而批评我们，说1940年小东征(到高潭)不能够去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就应该去敌后，他们为什么不去?(温焯华：这个问题有争论)。我们原来活动的就是在敌后，后来日军撤退了，是国民党要占我们的地方，要来打我们。那我们为什么不能去国民党统治区？如果我们去的是大片的沦陷区就不同，有迥旋余地，但是当时的敌后区狭窄：西面是虎门，东面是广九铁路，我们去就会处在敌伪的交叉火力网之中，而且这里的土匪多与敌伪汉奸、地主恶霸、国民党别动队、地方势力勾结控制较严，我们曾多次派人进行创建工作，搞了—年，难以立足，没有群众基础。当时曾生部队作战经验不足，在国民党要消灭我们的紧急情况下，我们就向惠阳以东高潭(老苏区)——对我有利的地方转移，为什么不行？以后他们也发展到海、陆、丰，敌人未占过这些地方呀？我们的目的主要是保存自己的力量，我们为什么不能为生存而自卫战斗呢？他们吹：梁广的政治方针政策是错误的，搞武装是错误的。那武装是怎样来的？东纵是怎样来的？可以找毛著来看看，光拿一句半句话来做论点是不行的。这次北上我对他们说要好好总结经验。你们为什么上不去？原因是以和平时期的速度行军，日行几十里就住下休息,这就等于等敌人来打。于是我采取强行军的办法，连续行军三日三夜一直赶到目的地，敌人追也追不上。我们先到了佛岗、英德交界的鱼子区，这里是邬强同志的家乡，有些党员，有基础。到了那里，我们就与土匪打了仗，赶走了土匪，包围了大地主的一个土围子，迫使他们中立。我们与当地党组织接上关系，开了会，布置了工作安定后，我就带蔡国良支队渡北江河。这时是4月底5月初，我们在晚上渡河。渡河的老艄公是同情我们的，他说，刚才渡了几个特务过河，听特务说，张炎部队在南路被国民党全部消灭了。我们过了河即攻占了敌伪据守的一个渡口(是个圩镇)，消灭了敌伪一个排，刚好这天是圩日，我们便向群众作宣传，影响很好。晚上我们撤到圩镇附近一个山村，赶走了土匪。第二天晚上，我们袭击了日伪占领的清远县城。扩大了政治影响。接着与当地党组织黄松坚、何俊才、黄桐华接上了关系。他们当时在该地区的国民党游击指挥所司令莫雄的掩护下进行活动。西北江支队的工作交由北江特委书记黄松坚统一指辉。

1945年6月，林平通知我去广宁县我地下党领导的暴动地区。广宁县委领导的金坑埂地区农民在1945年初暴动起义，国民党一个保安团去“围剿”，广宁起义部队几次派人到东江林平处求救，林平从珠纵派了谢斌、梁嘉、刘潜迅(刘向东)率一个加强营去支援，由于我们的方针政策和指挥问题，我们的部队还是被动挨打。因此，不断告急，于是林平决定派我去帮助工作。

我到达广宁时已是黑夜，部队正在伏击敌人，决定第二天早晨出发。第二天，当我们上山时，敌已占领了山头向我们开炮，迫击炮弹到处爆炸，吓得许多野兽到处乱跑。在我面前就有两条老虎跑过，部队撤下来后，由于没有鞋穿，许多同志被山竹尖扎伤，行走困难。我们研究了情况，部队屡经战斗，官兵极度疲劳，弹药消耗已尽需要休整补充，这里山区偏僻，纵横几十里都无一圩镇，吃饭问题难以解决。于是决定整编部队，把伤病员和非战斗员编为一队由刘向东(刘潜迅)和县委率领过绥江河以东隐蔽休整。我和梁嘉、谢斌等率二百余战斗队伍向南方向四会、高要县边境移动，公开走大路引走敌人。我们转了一个大圈，走了二十多天，向原地区方向转移，但只有一条山路，南北都是大石山，无法上去的，唯有走这条路。通过时是夜晚，我们作了战斗布置，规定了遇到战斗时如何应付以及联络的手电符号、集合地点等等。由于当时的军事指挥谢斌同志失职、没有向全军传达，只是通知了小部份人员，造成了过山口遭敌截击时，大部份人员不知联络符号、地点而失散，损失了一百多人。我带六、七十人突围冲了出去转移到绥江河以西，与刘向东部会合。在这里我们隐蔽、休整、总结经验，分散活动，捕捉战机，歼灭敌人，争取军事上的主动。曾几次在绥江河边及公路上袭击敌人，消灭敌人一百多，此后敌人不敢妄动，再也找不到我们。形势好转后，我部可以进退自如地开展活动。1945年8月中，当我地区部队在军事上开始转为主动和安定的时候，我才离开该地区，回东江游击区汇报工作。我从大山步行出来到高要，坐肇省船东下，上船后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已宣布投降近一个星期了。我到广州原想策划接收一些日军物资，但来迟了，没有什么收获，很快就返回东江去。

我到了东纵队部(在罗浮山冲墟观)才知要组织一支部队北上南雄、始兴去接王震、王首道部队，由王作尧、杨康华带队，大概在8月27、8日出发。他们一路行一路与国民党军队打，到了南雄王震部队刚开走了3、4个钟头，马屎还新鲜。原来王震到了南雄接应不上，又找不到当地党组织联系，就报中央，中央命令他们撤到东北。杨康华部队没有接上就回师罗浮山，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打散。杨康华、李大同(现广西轻工业局局长)等人回罗浮山途中，在英德附近被国民党特务纠缠住，审问追查东纵代表，李大同说自己是东纵代表，掩护了杨康华。

据说1945年7月初，罗浮山召开了第一次党代表会议。选举广东省区党委，后来觉得搞得不好，又在8月初召开第二次党代表会议，我是8月中下旬才到罗浮山的。两次代表会都没有参加，而且根本不知道。冯燊、林锵云参加了第二次党代表会，我到达罗浮山时，他们还未走，在等交通带路。他们同我讲：8月初开第二次党代表会，会场挂林平的像，布置的标语口号是，林平是华南抗日游击队的旗帜，以林平同志的旗帜为旗帜等。冯燊、林锵云觉得不妥，你把党和毛主席摆到那去了？为此，冯燊、林锵云提出抗议，反映到林平那里。林平知道后立即改变，第二天开幕时就没有挂像，标语口号也换过了。在罗浮山时直到现在，林平、饶彰枫、杨康华都没有把党代表会和区党委的组成情况给我讲过。听黄松坚说，我是区党委委员。

五、参加解放战争 (1945年8月一1950年1月)

抗战胜利后对形势的看法

1945年8月下旬我在冲墟观参加了林平召开的会议，研究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的任务。我提议把珠纵逐步向东纵靠拢，集中力量向东、北江(即以前中央苏区)的方向转移，等待中央指示。他们不理采争论无结果。说把双方的意见报中央，电报没有给我看。据说报上去后，说中央同意集中在大鹏半岛。他们的目的是准备去香港，后来他们真的去了，直到东纵北撤。他们在香港办华商报，由饶彰枫负责。我去恢复广州、香港、澳门、汕头、湛江城市的工作。后来他们告我的状，说我不听他们领导，刘少奇来电要方方、林平说服我服从组织。我看电文才知道他们却没有同我讲过，在东纵北撤留人的问题上，我意见是要留枪、留骨干。一个支队(相当于一个中心县委)要留一套人马，地区乡政府也要留个别人。他们不同意留，说我不听指挥，他们全部要撤走。分歧主要在对形势的看法问题上。当时，我看国共分裂的可能性很大，要做好准备。果然全面内战在1946年7月爆发。后来有些同志承认我的意见是对的。(温焯华：当时意见很多，说“留得青山在，休怕无柴烧”，“取消武装斗争”等等。)这时又说不以党的名义，以土匪名义出现，劫富济贫等等。

关于香港分局

香港分局的成立，我记得是1946年11月，当时我参加了会议，谈了中央关于成立香港分局的电报。成员和分工是方方（分局书记），林平（分局付书记管全省农村的斗争），梁广（城委书记），潘汉年、乔冠华、饶彰风、夏衍、连贯（香港工委），城委还有冯燊、陈能兴、小潘、黄施民、张振南；陈能兴是香港市委书记，黄松坚是省委管农村的组织部付部长，苏惠是妇委的，后搞分局组织工作（温焯华：林李明是分局成员吗？）不是，林李明1948年初才来。

关于1947年香港工人罢工问题

1947年香港工人大罢工，有5、6万人参加，这是省港大罢工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开始是国民党控制的华人机器工会搞的，他们提出了过高的增加工资要求（一律增加150%）。我去向方方汇报，在座的有冯燊、黄施民、小潘等。方方提出，我们不搞罢工，我说这样会脱离群众，人家（指国民党华人机器工会）已酝酿了很久，我们应参加，主要是在罢工过程中争取领导权，但增薪要求应在70%以下30%以上，具体根据各工厂而定。于是我们发动工人参加罢工，支援罢工，捐钱捐粮等救济罢工工人。我们的罢工争取了广大群众的同情，许多资本家也表示同情我们的主张。香港当局知道国民党想掀起一个大工潮进行反英，拟收复香港并将香港的统治权转到美国手里，也知道我们与国民党有矛盾，就支持我们。我们趁此机会夺取了华人机器工会的领导权，掌握了这个运动。从8月到10月为时两个月全部解决了问题，普遍增加工资30％至70％，扩大了工会组织。新成立了几个工会，培养了一批工会干部，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这次影响很大，都说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样形势对我们有利。就进一步向港英政府提出组织香港工会联合会，得到了批准。这个工会组织直到现在还存在。

关于粤桂边的斗争

1946年7月，区党委派吴有恒去广州接陈翔南的工作，工作一个月后，吴有恒回香港说无法工作，于是就改派钟明去接。吴有恒约在7、8月或10月派往南路工作。(温焯华：1946年初我任南路特派员，吴有恒1946年5月初来南路任付特派员。)吴在东纵北撤后不久才从延安回到香港的。1946年10月我调回香港后，吴有恒任南路特派员。1946年11月，中央来电指示恢复广东的武装斗争，年底成立香港分局。1947年2月，香港分局在港举办干部学习班，总结前两年来的工作经验教训，贯彻中央的指示精神。1947年3月，香港分局派我回南路贯彻中央、分局关于武装斗争的指示，我和欧初一起回南路工作。当时分局的方针是：小搞准备大搞。吴有恒同志的意见是，认为应该大搞不要小搞。吴有恒大搞是依靠该地区过去十年地下工作的基础搞起来的。1947年约3月，南路人民武装击毙了遂溪县长，反动头子戴朝思(又名铁胆)，4月吴有恒大搞武装暴动，扩大队伍，最高峰时达三千人，活动遍及6、7个县，包括广西(博自，横县等)。吴有恒这样做是想打开局面与香港分局打官司，说香港分局右倾。到了9、10月，南路斗争开始低落。10月底吴有恒回香港就没有再回去了，许务事是他出主意，但执行的结果他是不知道的。当时南路斗争由于过早过左大搞，招致敌人集中力量围剿，遭到严重损失。香港分局为挽救南路的党组织，先后派了几批人去南路帮助和了解情况。第一批是钱兴、林美南，(温焯华：欧初、左洪涛是吴有恒大搞时去的。）他们了解不了情况，左洪涛于1948年初回来汇报，我参加听取汇报，他也没有了解什么情况，只是了解到北区，三天杀完了乞丐，河边一大片尸骨。方方、林平都在听取汇报，我看他们都在为南路问题焦急，我就自告奋勇去南路工作。方方即请示中央，答复同意。分局并决定成立粤桂边区区党委和成立粤桂边区军事委员会，均由我任书记、主席职务。我就把城委工作移交给陈能兴。这时吴有恒、冯燊先后去了粤中，分别任粤中武装的司令和政委。我去南路之前派了卢明、方兰先去，我于1948年3月中起程，由叶汉生带路，4月初到达湛江，在叶家住了两天，就去游击区东海，然后从东海到部队，就一直在部队。为了统一领导广东南路地区和广西东南、中部、西南一部的党组织，我遵照香港分局的指示，成立了粤桂边区党委，我任书记。这时粤中也划归粤桂边区领导，成立了粤桂边区党委粤中分委。(实际上联系较少。）为了粉碎敌人对南路的围剿，同时支援粤中斗争1948年2月欧初带一部份主力东进粤中，到了两阳(阳江县、阳春县)；金耀烈带新一团西去十万大山地区(后来转至到云贵边区去了）。南路武装留下的有：遂溪八团一百人左右，四团一百二十多人，三团二十七、八人(比较精干，有些子弹能打一下)。当时为了主力东、西征转移，把好的武装都集中在东、西征部队，留下的枪不多。我去到那里——遂溪县，鼓励他们，肯定了他们这种精神是好的县委方面留下的有马如杰、沈斌、土打朱、陈佛、郑世英等。我去那里跟部队转了几个地方，为的是了解情况，掌握了情况就先做干部的思想工作。主要是化州、吴川县的四团和地方干部，多数是思想问题多。我分别同他们做思想工作，谈话从早谈到晚上八点。谈话时只能两人谈，有第三者在都不愿谈，大家提心吊胆，勾心斗角，因为杀人太多了，彼此互相猜疑。方兰与卢明同志也在做思想工作。谈话主要是弄清情况，总结失败的经验教训，消除顾虑，统一认识。有些同志经谈话谈通了，第二天又反复，有些反复多次。花了两个月时间，大家终于同意坐下来开会，总结经验教训，统一认识，一致进行整风。因为化州、吴川两县失败最为厉害，我们重点就抓化、吴两县。开始时很紧张，都不愿讲，担心会不会丢脑袋。经过深入的思想工作，大家才愿意讲，一开始就骂，祖宗三代都骂了。我们让大家出气，把心里话讲出来，然后引导大家正确地对待这些问题，使大家认识到，过去的方针政策是错误的，是脱离群众的，因此就遭致了失败。并以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央苏区的斗争经验来教育大家，使大家深刻地认识到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为人民服务的不应该伤害群众，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要贯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准则，要爱护群众。大家听后感到很有道理，思想上有很大的转变。在此基础上，我们做了化、吴总结，系统地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使大家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根据化吴总结精神，进一步在部队和地方党组织进行整风。经过整风，整顿了队伍，团结了同志。1948年6、7月间，我们组织了第一次袭击湛江市，参加战斗的有八团、三团、四团，全部共三百余人。袭击湛江成功。全歼灭保十团两个连一个营部；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执行入城政策，保护工商业和人民财产，人心士气极为振奋，对俘虏不虐待，敌军士兵一个不杀，给资遣散，政治影响很大。特别扭转了各阶层人民对我军的观感，原来到湛江躲避的群众纷纷回到各地自己的家园。这是长江以南第一个袭击中等城市的战斗。这次战斗缴获六、七挺机枪，三八式步枪一百七十余支，二万多发子弹，分配给各团，充实了武装。接着，我们乘胜袭击湛江沿线的碉堡，由此打开了局面，扩大了影响，振奋了士气，部队迅速扩大。这是南路人民武装从被动转向主动的胜利一仗，随后又组织第二次袭击湛江。原部署规模比第一次大，但因出了内奸，泄露了消息，故取消了行动。

1948年11月，陈一林率保十团起义。陈一林是张发奎的嫡系，张君嵩认为他不听指挥就阴谋在检阅兵时，把陈一林扣捕，枪毙陈一林，目的是夺取陈一林的兵权。陈一林获悉，便抢先动手，在他的团部布置伏兵，准备伏击张君嵩。那天，张君嵩乘坐一辆大吉普车来，陈一林即令伏兵开火，把张君嵩的车子打烂，张君嵩（中将）、邓伯涵(少将)等二十多人当即毙命。随后，陈一林派人与我部联系，我先后派黄克、杨应彬去洽谈接收部队事宜。经谈判，陈一林把部队拉过来，表示接受我党领导，并交出六、七百余支步枪，五十余挺轻重机枪，十万发子弹，四门炮。后来陈一林部下多次哗变，这说明了陈一林部队不可靠，陈一林无法控制其部队，而且当时我部也难以负担他们的给养，于是我就派杨应彬去说服陈一林遣散其部。经过五天多的时间，我们就把他的部队遣散完，剩下陈一林等十多人跟随我部。对于陈一林的使用，我们主要发挥他在统战方面的作用。因为他在国民党保安团中有许多关系，所以，我们就让陈一林以六支队司令员名义写信给保八团以及曾天节、李洁之、张文等人做工作，争取他们投诚或起义。

经过袭击湛江和遣散陈一林部队，使我南路人民武装获得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增强了战斗力。于是我们大量扩充部队，很快就扩大到六、七千人，在各个县里也建立了武装。我们乘此威力，到处发展，到处进攻。当时由卢明带队向南发展，占领徐闻，大部控制了海康、遂溪。(卢明在文化革命前是广州自行车厂厂长，在文革初病逝。)由化、吴的四团向东发展，打到吴川县城（梅菉），向西发展打到合浦县。梅菉的反动势力很强，有很多碉堡，我们要在这里活动很困难。但这时我们已在这里打开了局面，可见我们发展的威力是很大的。

一九四九年六月上旬中央来电同意成立粤桂边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梁广、付司令唐才猷、参谋长杨应彬、政治部主任温焯华，(温焯华：成立前已按编制活动。)八月一日正式成立。下辖八个支队，其编制和组成情况是；第一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黄明德(由粤桂南地委所辖部队组成)；第二支队司令郑世英、政委沈斌(由雷州部队组成)；第三支队司令陈明江、政委李超(由十万大山部队组成)；第四支队司令符志行、政委陈华(由合浦六万山部队组成)；第五支队司令兼政委王国强、付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胡须陈(由茂、电、信等县的部队组成)；第六支队司令陈一林、政委莫逊、付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何文(是纵队直属主力部队)；第七支队司令谢王江、政委卢明(由十万山与六万山之间的部队组成)；第八支队司令兼政委杨烈(由桂中南部队组成)。

纵队成立后，在区党委的领导下，积极展开对敌作战。当时钦县有一个土匪据点，土匪在当地为害甚烈，如不解决这个土围子，这个地区就难以安定。为了打开这个地区的局面，我以六支队为主力，经合浦、灵山到钦县的十万大山区，与三支、七支汇合，用武力与政治解决的办法迫使土匪表示今后不再与我为敌，不再危害人民，顺利地解决了这个据点。在此前，驻湛江市西营的六十二军军部营长丘德明、团长张迪海(军长张光琼弟)以及保九团团长陈庾涛(付师长兼)与我联系起义，我即指示他们配合广州解放时起义。广州解放的第二天，六十二军军部营和保九团先后宣布起义，共一千六百多人。我即调一支、二支、六支前来配合阻击六十二军驻化州、高州等地区的，罗茂勋等两个师敌军的增援，及敌人从海南派兵舰飞机来增援，企图消灭起义部队。我们部队摆开了七十华里长的战线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阵地战。这次战斗，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掩护了起义部队安全撤出霞山(四营)。

这时广西白崇禧部在我强大的南下军的追击下，正在仑忙逃窜。他们在容县、北流、杨梅至玉林一带，集中了二十余万人(号称三十万)想冲过雷州半岛逃往海南。为了阻击、歼灭敌人，南下大军陈赓部队日夜兼程，一天行军一百八十里与我粤桂边纵在化州会师。随后，我粤桂边纵配合陈赓部队，在廉江、合浦与二、三十万敌人鏖战，消灭了敌人，我边纵俘虏了敌兵团司令俞英奇、敌师长陈直等。俞英奇是粤东的反动头子——杀人王，我们把他俘虏后押送到广州枪毙了，使他受到应有的惩罚。这一仗我们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战斗中我粤桂边纵队与南下大军密切配合并肩战斗，同时组织了广大人民群众开展劳军支前活动，给大军提供了许多物资，大军需要什么就给什么，还组织担架队和民工队，运送和护理伤病员，抢修桥梁、公路，保证了南下大军顺利地追歼敌人。这次战斗后，陈赓、郭天民、胡荣贵三同志联名写信给我，表扬粤桂边区党政军民在战争中的工作，表扬我全体军民全力支援前线及粤桂边纵队主动作战，充满手足情谊，有力地保证了前线的胜利。此信现存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

1949年12月底华南分局通知我回广州开会(我是华南分局委员)；广州解放时成立广州市政府，叶剑英同志为市长，我和李章达为付市长，朱光为秘书长(以后增加朱光为付市长)，陈志芳为秘书长。由于要等刘田夫同志来接我的工作，我延迟至十二月底才回到广州任付市长的职务，开始了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