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在祖述广东文献时才写道:“广东之文始尉佗,然佗真定人,或中国人相辅者为之。”这种推测是有一定道理的。若无中国(即中原、中县)之人相助,赵佗虽欲据有岭南，也是不可能的。另外,屈氏也指出,在秦发、谪、戍之人外，“任器、尉佗所率楼船将土十余万,其后皆家于越,生长子孙”;“今粤人大抵皆中国种,自秦汉以来,日滋月盛”,云云。这里指的粵人,是今日讲广州话(粤语、白话)的广东人,他所有意或无意忽略了居住在广东约三分之一土地上的客家人,同样是“中国种”。而其先民之人越，与讲越(粤)语的广府人的先民，实际上是同一时期,不过居域不同,发展不同罢了。而客家先民所居龙川之设治,与番禺亦在同一时期,论其首领，赵佗先任龙川令而后才为南海尉,故将赵佗作为客家先民之首领，并且相应奉之为客家先民之初祖,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秦末天下大乱,中原及原楚国的民众流寓来岭南的应不乏人。当数以十万计的各式中原人进入岭南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岭南的社会由原来的原始氏族公社阶段突然进人封建社会阶段,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飞跃变化。龙川设县,其起点是高的。中县人的移人彻底改造了岭南。赵氏南越王统治虽然有约90年是相对独立于中央王朝,但它毕竟是中县人的统治,而且受封于中央,实行的是郡县制，所以到汉武帝采取统-措施时,南粤与中央也就自然成为一体了。应当指出,岭南地区将近-个世纪的安定局面,是在岭南与中原发生密切联系之后,各方面得以迅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历代南越王死后奢华的墓葬向人民展示了当时高度发达的经济文化技术背景,表明他们决不是“蛮夷大长”,而是地道的中县帝王。龙川作为南海四县之一,其发展水平应是与此相当。

客家先民之经营力作,已可从上述韦昌明《越井记》中得到反映。要之,此一段永嘉之前五百余年的垦辟历史,应作为岭南客家先民的开端。这样,现在普遍被采纳的有关客家民系形成的时限,便要.上推几百年。以上见解,是否有当,愿与方家共同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