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佗是河北真定人,国从广义上说,也可称之为中州(中县)之人。他离开龙川赴番禺后有多少中州之民留下来,已不可考。有的资料说，“秦徒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田此之所谓“四家”,似指举家南来之完整家庭。此种情况当时甚少,故明言其数,可为龙川客家先民始祖之例。其余与“万五千人”之无夫家南来后新组织家庭之在龙川者,当不在此数。秦将士与越女结合之家庭,尤不在此数。同一记载称,唐代龙川人韦昌明之先祖，即为此四家之一,系由陕西中部南迁而来者。由秦至唐乾符中,昌明家族之在龙川者“已几三十五代”,与赵佗所凿的“越井”相终始。记述如此明白,可知韦氏一族(应当还有其他姓氏)之人并未因赵佗任南海郡尉而随迁。可见此辈客家先民之定居龙川,是铁了心之人，他们已经逐渐反客为主了。

秦平岭南以后,设南海、象、桂林三郡。其中南海郡设四县,即番禺、龙川博罗、揭阳。大体上说来,南海郡所辖，相当于今日旷东省大部分土地。龙川县设治,对开辟粵东北地区即今广东客家人居住地区,无疑大有作用。据《隋书·地理志》,平陈后设龙川郡,统县五,即归善、河源、博罗、兴宁、海丰。总户数为6420。这些县多为新设,系从旧县中析出,今日多为纯客家县。尤可注意的是龙川辖下新设的兴宁,在今日已为客家人中心一兴梅地区所在。 兴宁是从龙川析出而新设的县分,说明龙川在南朝末期已大有发展。南齐间,设程乡县,属义安郡(潮州),为义安六县之一。为何称程乡呢?据<《嘉 应州志》所载,“是时有南齐人程玟居嘉应州义化乡,后人思其德,名其乡日程乡,名其县为程乡县”。

一个地方能够设治,需有相当的居民与政治文化经济基础。程乡、兴宁设县这件事,表明该地区开发已达到一定的程度,这自然与客家先民的南来有关,因为这两个县是往来闽粵赣三省要冲,客人流迁往往经由此地,故发展较快,观于龙川,反瞠乎其后。虽然如此,在今日客家地区,中县人人粤以龙川为最先,则是无可否定的。在许多论述客家先民南来的论著中,都强调客家先民以中原士族为主体。较早-说,大概是马端临《文献通考.舆地考》,其中说到,“闽越遐阻,僻在一隅,水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许多族谱成为此说的佐证。不过,“主体”一说是很可怀疑的。南渡衣冠或南来土族,在整个社会人口中所占比重是很少的,在战乱流离中最易死亡的恐怕也是这批人。在大迁移中,基本成员应是社会的下层民众,辗转流徙,并非有地位的“士族”所愿意的。而且,真正可称之为“衣冠”大族的上层人物,如东晋的王谢萧桓庾等姓,过江之初,即在今苏南浙东-带定居下来,继续南迁的,是较低档次的“士族”与下层流民。这些流民中一些人,他们或他们的祖上也许曾任官出仕,但却不能目之为“士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