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补充说明的，有这么儿点:

一、在事件突然到来的当口，魏南金当机立断，毅然决定党要积极领导这场斗争是正确的，考虑周全的。当时，他已知道桂系当局要在钦定纪念“三·二九”“青年节”时，组织反共游行。如在桂林，就是采取发动群众抵制参加的办法，以免过多的暴露我党组织刚刚聚集起来的力量。但在此时的平中，被激怒了的学生情绪甚为激昂，如果不积极带领他们，就会脱离群众，也可能产生过激行动，使国民党找到镇压口实。同时，大的斗争既有使力量遭致暴露的一面， 又有促使广大学生迅速觉醒，站到正确立场的一面。“三·二九”斗争的实践，证明了一点。如经过“三·二九”斗争之后，我党掌握的平乐中学这块民主园地始终保持着它的活力，直到解放。当然，后来变换了斗争方式。从这里发展了56个党员，81个地下团员和爱青会员，并且成了解放战争后期围绕着平乐建立的三支人民武装(解放大队)的骨干力量。还有经过“三·二九”斗争的洗礼，后来转到桂林各校上学的学生中，有4人在1947年至1949年间人了党，有的从德智中学爬墙头出来参加了“六·二”、“六·四”反饥饿、反内战游行。

二、在“三·二九”游行之后，及时根据新的情况，采取了正确的措施。如迅速撤退了引起敌人注意的林润葱;多方做争取刘校长的工作，使他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保持中立，消极对待反动当局的镇压，并对他作适当让步，接受他以欠交学费为由，出布告“剔退”上台演讲的谭斯容。同时又布置以班代表名义开“送别谭斯容同学茶话会”，以保护进步学生斗争的积极性。同时布置加强校内工作，巩固、扩大斗争成果。还乘势发展了一些党员，组织工作取得了相应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