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龙川秦城规划的意义

张荣芳、黄森章先生著《南越国史》写道:秦王朝自平岭南直到前207年秦亡止，“虽仅七八年时间,但秦对岭南的开发和经营,对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却有着重大的意义”。龙川秦城的规划和筑作,就是秦王朝对岭南的短暂统治的值得重视的遗存。按照一般的常规,对新区的占领,往往首先控制的是交通要道。《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县)有蛮夷日'道'。”就是说，“道”,一般设置在少数民族地区。拙著《秦汉交通史稿》中写道:“人们自然会注意到，‘道'之所在,大都处于交通条件恶劣的山区。很可能“道”之得名,正在于强调交通道路对于在这种特殊地理条件和特殊民族条件下实施政治管理的重要作用。也可能在这种交通条件较为落后的少数族骧居地区,政府当时所能够控制的,仅仅限于联系主要政治据点的交通道路。

即中央政府在这些地区实际只控制着若干点与线，尚无能力实施全面的统治。”四后来笔者不能不因孤陋寡闻而深自惭愧,近年读台湾友人寄赠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方知严耕望先生早已发表了这样的论说:“汉制，县有蛮夷者日道，正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主要行政措施惟道路之维持与控制,以利政令之推行,物资之集散,祈渐达成民族文化之融和耳。”秦汉设“道"的地区以秦地四围数量最为集中,“(县)有蛮夷曰‘道"' ,起初当是战国秦制。秦王朝新地,有蛮夷则似乎不再——称“道"。南海郡地名就是例证。然而,南海新县.的设置,其实和所谓“道”的作用可能是相近的。龙川置县,最初就有不宜忽视的交通意义。

任嚣所谓“南海僻远,吾恐盗兵侵地至此,吾欲兴兵绝新道，自备,待诸侯变" ,这里所说的“新道”,司马贞《索隐》引苏林日:“秦所通越道。'赵佗“移檄告横浦、阳山湟溪关日:‘盗兵且至,急绝道聚兵自守!"'所绝之“道”,当然也是“秦所通越道”。张荣芳、黄森章先生对于“秦所通越道”,有如下的考论: .秦所修筑的通越新道，其尚可考者有以下四条:

第一条,从江西南安(今江西南康),经过大庾岭,出橫浦关(今广东南雄县小梅关),复沿浈水西行,取北江顺江可抵番禺。这条道经过横浦关。横浦关故址在今广东南雄县西北的庾岭上,以后赵佗划岭而治时，即绝了包括横浦关在内的秦关及通过的新道,这从侧面反映出经过横浦关的新道十分重要。

第二条,从湖南郴州,跨骑田岭，出阳山关(今广东阳山县西北),沿湟水(今连江)东南行,经湟溪关、涯口,取北江南下可抵番禺。这条道路经过阳山关、湟溪关、涯口关,此三关，皆“秦关,名日三关”四,这条道路也是赵佗所绝的秦道之一;或从湖南道州跨桂岭,顺贺江而汇至西江,东去番禺。

第三条,从湖南湘江南下,再西南行,经过广西全州,再过秦城、严关,走湖桂走廊而至桂林,再由桂林南行到达郡治布山及象郡。此道见于史志,如“湖广永州府零陵县有驰道,阔五丈余,类大河道。《史记》秦始皇命天下修驰道，以备游幸，此其遗迹也”,此外,《大清一统志》也有载,说零陵县外八十里处有秦驰道。

第四条,从福建进入广东揭阳一路。这一路经过揭阳岭。揭阳岭就是今之莲花山脉,该山脉从福建戴云山脉而来，西南至大鹏湾处入海,呈东北西南走向。这条新道,有较充分的.考古资料可资取证。如1940年时，揭阳岭曾出土了铸有篆文“秦”字的铜刀,1960年时又出土了许多秦代文物,如铜剑等,说明秦军曾经过此路,法国汉学家鄂卢梭也是这样认为,他说,秦取闽中郡后的军队“从福州出发,应该沿着海边的通道往南走,到今日广东潮安一带,由是抵揭阳岭。这就是福建通广东直达的要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