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军南下的线路，一直有争议，其中最多的，当是东线。

张荣芳、黄淼章在《南越国史》中，对“秦所通越道”是这么考证的:

秦所修筑的通越新道，其尚可考者有以下四条:

从江西南安（今江西南康），经过大庾岭，出横浦关（今广东南雄县小梅关），复沿o水西行，取北江顺江可抵番禺。这条道经过横浦关。横浦关故址在今广东南雄县西北的庾岭上，以后赵佗划岭而治时，即绝了包括横浦关在内的秦关及通过的新道，这从侧面反映出经过横浦的新道十分重要。

从湖南郴州，跨骑田岭，出阳山关（今广东阳山县西北），沿湟水（今连江）东南行，经湟溪关，框口，取北江南下可抵番禺。这条道路经过阳山关，湟溪关、涯口关，此三关，皆“秦关，名曰三关”，这条道路也是赵佗所绝的秦道之一;或从湖南道州跨桂岭，顺贺江而汇至西江，东去番禺。

从湖南湘江南下，再西南行，经过广西全州，再过秦城、严关，走湖桂走廊而至桂林，再由桂林南行到达郡治布山及象郡。此道见于史志，如“湖广永州府零陵县有道，阔五丈余，类大河道。《史记》中载，秦始皇命天下修驰道，以备游幸，此其遗迹也”。此外，《大清一统志》也有载，说零陵县外八十里处有秦驰道。

从福建进入广东揭阳一路。这一路经过揭阳岭，揭阳岭就是今之莲花山脉，该山脉从福建戴云山脉而来，西南至大鹏湾处入海，呈东北—西南走向。这条新道，有较充分的考古资料可资取证。如1940年时，揭阳岭曾出土了铸有篆文“秦”字的铜刀，1960年时又出土了许多秦代文物，如铜剑等，说明秦军曾经过此路。法国汉学家鄂卢梭也是这样认为，他说，秦取闽中郡后的军队“从福州出发，应该沿着海边的通道往南走，到今日广东潮安一带，由是抵揭阳岭。这就是福建通广东直达的要道”。

以上四条道路，皆秦平岭南后所新筑的通城道路，为了保障新道的畅通无阻，在新道的要隘等地形险要之处，秦又修筑了城池关防。

显然，东线并无文献记录为支撑，文物来源亦可有不同解释。而这四条线路，则完全排除了龙川通道的可能。

对此，广东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司徒尚纪提出了质疑。司徒尚记称:

进驻龙川赵佗秦兵哪条路线来，至今仍是个谜。秦、汉及其后人岭南所谓五岭实是指山路而非指山头，这些山路不少又是河流分水岭。其中与龙川最近一条是“南野之界”，即今江西南康县西南部，普遍认为这是越过大庾岭（或称梅岭）进入北江东源o水谷地即南雄盆地路线。这当然无可置疑，但也不能排除这也是进入龙川路线。理由有三:一是闽越人与岭南越人联系的岭口要冲，其东即为闽越人控制范围，包括韩江腹地在内。夺取这个要冲在军事上可籍制闽南越人，顺利进入南越人居地。二是此为赣江与东江分水岭，海拔不高，以丘陵为主，山地间当有隘口可以通过，与东江上源定南水和寻乌水连接，由此南下龙川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三是后来文献所记，即对五岭名称、地望、各种文献所记不尽一致。南北朝裴渊《广州记》把揭阳岭也列为五岭之一，故有些古籍把揭阳列为秦、汉进军岭南通道之一。至揭阳岭在何处也众说纷纭。据顾祖禹《谈史方兴纪要》认为，揭阳岭为江西南部会昌县筠门岭，又称军门岭，为赣江上游贡水支流湘水与东江上游寻乌水之间分水岭。其上有盘古隘，两山对峙如垒，相传为昔时屯军之处，也是江西人粤通道。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对五岭做了明确说明:“自秦也有五岭之说，人皆指山名之，考之乃人岭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之汀（州）人广东之循（龙川），梅（州）一也;自江西之南安（大馀）逾大庾（岭）入南雄二也;自湖南之彬（州）入连（连县）三也;自道（县）入广西之贺（县）四也;自全（广西全州）入静江（桂林）五也。”其中提及入循（州），即南汉至元龙川为循州治所路线，可进一步研究。故有人认为，“赵佗是东线一路大军，进军路线很可能从江西进入龙江，即东江上游，顺江而下，直至龙川老隆建立军事营寨，在今之龙川佗城筑土城设治所”，并说龙川籍旅台学者黄勋亦持此说。这个意见值得重视，宜进一步研究。此外，秦军事势力是自北向南进入岭南的，每到一地即设立军事据点把守，军事行为过后即设置郡县治理，南海郡及属下番禺、博罗、龙川、四会就是同一年设立的。这就排除了赵佗从番禺溯东江北上龙川的可能性，其中可能是从江西定南水或寻乌水南下龙川，开始他经略龙川的事业。

笔者在《龙川:客家古邑论》中回顾并追问道:

当年秦王五十万大军，兵分五路，到底是哪一路进入了岭南，而进入岭南的，又是经怎样路径大规模进入岭南的?西线，有《淮南子·人间训》中载:“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监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瓯）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几十万，乃发适戍以备之。”五十万大军，“伏尸流血几十万”，当所剩无几了，这难免有所夸大。后来，才有《史记》中所说的:“秦兵大败。秦乃使尉陀（即赵佗）将卒以戍越。”

尉屠睢是“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一军塞谭城之领（岭），一军守九疑之塞，一军处番禺之都，一军守南野之界，一军结余干之水”。谭城为湖南靖州一带，乃“塞”，即以岭为要塞;九嶷亦为令湖南宁
远县南，乃“守”而已，“处番禺之都”，即打到番禺止步;“南野”为江西南康县，为赣江上游;余干则稍远，即今江西上饶江古名;“结”者，即集结待命……

不少人是见书抄书，很少到实地考察，大都是想当然，因此也没人问，赵佗是如何到达龙川并建立县治的。

其实，就是古书上，也不乏我们应该看出的重大信息。

如《水经注·浪水》中就称:“（很水）又经博罗县，西界龙川，左思所谓‘目龙川而带坷’者也。赵佗乘此县而跨南越矣。”后一句，标明作者郦道元认为赵佗是借龙川之势而“跨南越”的，查左思《吴都赋》中则有:“拓土画疆、卓荤兼并，包括干越，跨蹑蛮制，婺女寄其窑，翼轸寓其精，指衡岳以镇野，目龙川而带圳铜。”后两句，“指衡岳”即衡山，“野”为“苍梧之野”，即为衡岳以南零陵等地;而“目龙川而带坷”，则为一旦越过五岭，看到龙川，便可以直下南粤了。

《汉书补注》引谚语有:“赣州九十九条河，却有一条通博罗。”这一条，正是指东江上游的支流，众水皆朝北，独有定南水入东江南下。在安远，北流的濂江与南流的定南水上游之间，仅有30里地。

上面的话，不妨改为“赣州九十九条河，却有一条下龙川”。

其实，只要到实地走一走，就不难发现，如果说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西线在灵渠，那么，这边也同样有一条东线，这东线便在龙川以北江西南部，赣江注入鄱阳湖联结长江，余干则在湖的一侧，溯赣江而上，进入其支流贡水，往南则是贡水分支桃江，经信丰等与安远著名的古圩——鹤子圩咫尺之遥，而鹤子圩则在定南水上，定南水又汇入了东江，这便顺流直下达龙川了。从余干、南康（信丰之西经贝岭）到龙川，主要是水路，一旦到了龙川，便可以其作为中转站，大批物产由此进入广东的腹地。其实，这条东线，在唐宋元明清年间，便成了交通的大动脉。

而贡水支流湘江（不是湖南的湘江）上游的筠门岭，如司徒尚纪所言，更是古代一大通衢，现代又曾为红军与粤军谈判的要地，那里与南流的寻乌水亦近在咫尺。

而从安远到鹤子圩，即濂江与定南水，从筠门岭到寻乌，即湘江到寻乌水之间，如今发现了古驿道。

这样，秦军南下的东线，也就一目了然。

显然，东线不可能远至沿海即潮阳一线，这是没有文献可考的。至于客家人经石壁、上杭由福建入粤的传统线路，那是后来才有的。因此，龙川一线，才是秦军定鼎南越的关键。否则，也不会有作为军事重镇的佗城出现。

这同时还可以解释另一个问题，当年汉兵南下，底定南越，为何不经龙川?正是龙川作为军事重镇，在南越国威名赫赫，汉兵才避实就虚，另选了其他的路线。而这一来，历史也就忽略了这一线路的存在。汉兵没走这一路线，也就没有历史记录，而秦兵是否走，文献上又语焉不详，如果今日不再加以确认，这一线路也就很容易被沉埋在历史记忆中了。这也是我们今天反复追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