伫立在越王井前，我思绪万千。

这口2200多年前掘下的古井，水依旧是那么清澈，水量还那样充盈，两千来年都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龙川，龙兴之地，这谜底当可在这口井中?

这并非人间奇迹，也非大自然之功。

俯视井水，倒映出的何止是一个个的王朝，一位位与民同甘共苦的名臣、骁将与清官，还有两千年不变的刹言:民生为重，民心为上!

让我们重读龙川（当时已叫循州）第一位进士，位尊御史、翰林学士的韦昌明写下的《越王井记》:

南越王赵佗氏，昔令龙川时，建治于熬湖之东，阻山带河，四面平旷，登山望景，惟此为中，厥土沃壤，草木渐色，垦辟定规制。北距螯山十里，东距五马峰五里，南距河里许，相对即海珠山也。凿井于治之东偏，曰越井。春秋为南越，战国属楚，为百粤，秦首置南海，即以龙川隶焉。则越之封，肇于春秋，而龙之壤，则启自越王佗也。井周围二丈许，深五丈，虽当亢旱，万人汲之不竭。其源出山，泉极清冽，味甘而香，自秦距今八百七十余年，其迹如斯。稽《史记·列传》称：汉既平中国，而佗能集扬越，以保南藩称职贡，则佗之绩，良足为多。秦徒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越杂处，而龙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实乃越井相终始，故记文如此。乾符五年十月之吉。邑人翰林学士韦昌明记。

如今，这一《越王井记》已勒石于井畔。当年，韦昌明写下“泉极清冽，味甘而香，自秦距今八百七十余:年，其迹如斯”。而今天已历2200余年，越王井仍旧“泉极清洌，味甘而香”。

两千年不变，一如“记”中所云:“虽当亢旱，万人汲之不竭。”

回首两千年前，赵佗是怎样亲自动手挖出这口千年不竭的水井。而后来，有多少军旅在此汲水，再从容地登上征途，又有多少百姓，在数以百计的大旱中依赖这一井泉水， 得以生存，代代延续。

连韦昌明在“记”中也称，其祖上“以陕中人来此，已几三十五代矣，实乃越井相终始”。 我相信，韦家这几十代人，定为这越王井写过不少文字。这当是他们的生命之泉、生活之波。井水，万古如斯，映下长空中的蔚蓝、白云与风涛。也不知是何时人氏，一位叫苏轶的诗人留下一首《越王古院》:

中原逐鹿事方多，霸业当时创尉佗。

百粤山河终古在，千年德泽至今歌。

却将幽径闲花木，翻感荒圩野忝禾。

遗井依然存故苑，一亭风月半池波。

他感叹的是纷争不已的历史，却敌不过“遗井依然”。

却可有想到，真正敌不过的是百姓，百姓的心，百姓的天!

越王井水，真正映出了万古如斯的民心。

谁视民生为天大的事，谁的天就不会塌下来，谁的政权就可长治久安，如同赵佗，从县、郡，一直做到南越王，这才是龙兴之地的谜底!

一口井，折射出赵佗的治理有方。

在赵佗的治理下，经济发展相当之快。

及至西汉年间，南越国都番禺成为中国19个著名的都会之一，是海上贸易商品重要的集散地，其基础可以说是在赵佗及南越国之际确立的。

我们可以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观念文化（精神文化）这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赵佗把中原的物质文化带到了岭南，大大地提高了岭南的生产力。本来，百越主要是以渔猎文化为主，农耕固然有之，但仍处于刀耕火种的阶段，所谓“陆事寡而水事众”。而赵佗向秦政府不仅要来了大批的牛马耕地，而且要来了中原铁器，仅南越国墓葬中发现的铁器就达900件之多，除兵器、生活用品外，便是生产工具。这大大促进了农业发展，也带动了手工业与商业的发展。

同时，赵佗也把中原的制度文化带到了岭南。在他治龙川之前，岭南仅有部族而无政府，他来了之后，建立了以秦制为主又包含南越特色的复合的制度文化，从上至下，形成了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体
制，并有所创新，如在官职制度上设立了“常御”等官职，这与秦汉制度是不同的。无疑，秦扫六合，岭南是第一次纳入大一统的地图中，过去，楚文化延伸过来，也没产生这一效应。

更重要的是赵佗把中原的观念文化（精神文化）率先引至岭南。这里仅以文字为例。众所周知，古越族历来有自己的方言，但从来没形成文字。南越族有自己的语言，与中原汉语完全不同，在基本语汇及语法结构上相去甚远，故有“重译乃通”一说。赵佗立国之后，促进了两种语言的交流，口头语、野语自是南越语，而书面语、官方语已是用中原汉字的了。这种语言重叠的特征，迄今在粤语中仍可以找到。中原汉字作为一种强势的语言符号，在南越国立足，白是借助官方的力量。粤方言如今除保留相当数量的越土著口语外，亦含有中原的若干古音，这也是那个历史时期留下的语言痕迹。赵佗治越，积极推广汉字，并规定汉字为官方文字，这从大量的南越国文物中可以看出来，诸如封泥、铭刻、陶器、林牍、木简、漆器及皇帝行玺，上面均为岭南最早使用的汉字。文字语言，本就是文化，尤其是精种文化的载体，所以，汉字的流布，冲破了汉越百姓间的隔膜，扩大、加深了二者的融合，其意义怎么高估也不为过。

正如著名学者谭其骧先生所说：“一地方至于创建县治，大致即可以表示该地开发已臻成熟。”他还进一步断定：“所以，知道了一个地方是什么时间开设县的，就大致可以断定在那个时候该地区的开发程度已达到了一定的标准。”

无论是广信（粤西）还是始兴、曲江（粤北）设县都比龙川要后，有的甚至晚得多，这说明，龙川的文明开发早于粤西与粤北，这是毋庸置疑的。

换句话说，中原文化南下并推动其文明开发，当是按东线、西线、中线的先后次序进行的。也就是，粤东的开发，当是在最前边，中原文化的南下，最早产生文明发酵效应的只能是龙川、博罗一线。只是，由于后来粤西、粤北的影响，掩盖了这里曾有过的辉煌，从而让龙川在历史上淡出。就似珠江三角洲后来居上，比粤西、粤北更能汇聚岭南文明的光辉一样。

因此，赵佗率先带来的中原文化，自治龙川，到立南越国，为岭南走出蒙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岭南文化也就由此定型。

关于岭南文化的构成，学术界历来有种种说法，有的说岭南文化是一种感性自然的原生态文化，有的说其是一种包容性的移民文化，也有的说它是一种海洋性的商业文化……由于界定不同，说法也不
同。但总的说来，不同的历史时代，多样性的、具体社会实践能力的对象化，构成不同形式的文化形态和文化形式，一切文化，都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立于这一基点，岭南文化的构成，我以为当为三大部分:首先，是它的底色，毫无疑问，便是百越文化;而它的主体，作为从属于华夏文明的一部分，当是中原文化，因为岭南三大民系无一不是以中原移民为主体组成的;而它的本色，则毋庸置疑，当是海洋文化。

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吕氏春秋》中就已有这样的记载:

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粤者，坐而至，有舟也。

作为岭南文化的本色，海洋文化同样与赵佗治龙川密切相关。

我们不难看到，从岭北进入岭南，其东线走的是定南水、寻乌水，一到龙川这个水陆交通的枢纽地，便可以通过东江到珠江口，与南海相接了。大家都知道，南越国的航海业是非常发达的，古史中有“越王造大舟，溺人三千”的记载，而南越王墓中发现的原只大象牙，被鉴定为来自非洲;做工精美的银盒，则来自西亚……广州发掘出来的古船台，其规模在当时恐怕也是世界罕见的。虽然《汉书·地理志》中记载第一支出海至亚非的官方船队是在汉武帝时期，但他们设法寻找的船员，则都是南越国有经验的水手。由此，不能排除，早在赵佗治粤之际，便已有南越国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开出南海，走向亚非了。

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记: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或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自船行可二十余日，有湛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琉璃、奇石异物、贵黄金、杂缯而往……

文中“杂缯”指的便是中国的丝绸。此处应特地指出的是，所谓“应募者”，指的是原南越国赵佗治下的水手、人夫、使役等，他们有丰富的航海经验。

海洋文化，从来是岭南文化的最大亮点，这一条不点自明，尤其到了近代，岭南文化走在全国前面，广东成了中国近代三大革命的策源地。这主要是由海洋文化所催发的，如果岭南没有这2000年海洋文化的长风吹拂，也就不会有这样辉煌的历史。

龙川，岭南文化的发祥地，这是得到确认的了。

老人常说，不知道龙川，就不知道广东的过去。我们也一样可以说，不了解龙川，就不知道广东的今天与未来。

那么，是怎样的一部历史，是怎样的一种机遇，使龙川始终凸显在南方的辉煌之中?

而从另一个角度，我们还可以这么说——

2000年客家古邑看龙川;
      1000年客家摇篮在赣南;
      800年客家祖地有石壁;
      100年客家之都立梅州。

这样的定位，应是勿庸置疑的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赵佗入粤，治龙川，立南越国，正是最早对建构岭南文化作出贡献的第一人。换句话来说，赵佗治龙川，使这片土地成为岭南文化的发祥地。因为他，龙川率先具备了岭南文化三大形态：百越文化的本原，中原文化的建构，海洋文化的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