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末，香港沦陷，滞留在港的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命悬一线。在我党的精心安排下，他们通过多条线路，越过重重封锁，安全撤离。这场大营救，被茅盾称为“抗日以来最伟大的抢救”，而龙川老隆在营救路线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见证了这段历史。

老隆镇地处龙川县南部，抗战以前就是东江上游的经贸重镇。它三面环山，西临东江，水陆交通方便，水路可达河源、惠州、东莞、广州等地，是广州东部甚至中南地区的交通枢纽。当时，营救进步人士的线路有多条，经过老隆的西线主要是陆上交通线，转移的一般是进步的文化界精英，茅盾、邹韬奋、廖沫沙、戈宝权、胡风、胡绳等都是经过这条路线先到达龙川。

1942年初，正是后东特委在水贝（当时属老隆）成立的时候，从老隆到韶关这段路的任务就交给了后东特委负责，中共地下党员和交通站在营救过程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老隆到韶关需要有“难民证”作掩护，才能通过层层关卡，在后东特委的指示下，当时“红心白皮”的老隆第一区区长黄作舒，早早就买来了几百张空白的“难民证”，通过关系签发给前往韶关的“文化人”。

作为中转站，老隆有一些重要的地下联络点，主要是一些商行，为营救工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义孚行”和“侨兴行（另一称香港汽车材料行）”就是我党在老隆的办事处，撤退的文化人士就以逃难的股东家属的身 ，来往于各个联络点。据了解，用这种方式将文化人士接到商行，既可以掩人耳目，又不必让文化人士太辛苦。

为了这次大营救，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长期住在老隆福建会馆，指挥老隆至韶关的营救工作。文化人士到达老隆后，被暂时安置在福建会馆旁边的“义孚行”和该镇河唇街的“侨兴行”。

这是一座建于清朝初年、有很多间客房的建筑，因靠近码头，人员来往频繁，便于联络和隐蔽。当时的“义孚行”主要是负责隐蔽文化人士，“侨兴行”则负责安排行程。由于“侨兴行”在广东、广西、湖南等省都有办事处或商号，又有汽车往返于桂林、韶关、老隆、梅县之间，因此为疏散护送文化人和爱国民主人士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

转移的过程充满危险，一路上经常要对国民党顽军、税警人员施些小惠，“侨兴行”汽车沿途过关穿卡少受到盘查，化装后的文化人士能在期眼皮底下溜过去。

据了解，1942年从老隆安全转移的进步人士有200多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小琪在其论著中说，在这个震惊中外的文化人大转移事件中，老隆作为重要的中转站，对文化人大转移的成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文化人士和爱国人士因老隆而得以躲过一劫，老隆人表现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道德素质让这些文化人士印象深刻，茅盾、柳亚子等人也都在他们的著作中宣扬过老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