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清”运动是一场锻炼、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运动。

在“四清”运动期间，我县根据上级指示和要求，于1964年、1965年分三批吸收参加“四清”运动的“政治学徒”共238人。每个“政治学徒”都由组织上安排1一2名国家干部带班，负责做好培养与考察工作。“四清”运动工作辛苦、生活艰苦、纪律严明，要求每个工作队员都要有彻底革命的精神，保持优良的作风，遵守严格的工作纪律，给农民群众和农村干部树立好的榜样。特别是我们初出茅庐的“政治学徒”，在运动中经了风雨，见了世面，得到锻炼、考验与提高。当时“政治学徒”每月只有22元生活费，其中规定每月交给住户伙食费12元。每人每月发给笔记本一本、电池一对，要求认真做好调查研究工作，强调一切工作要从实际出发，不要带着框框去看问题，要多方进行调查研究，要多听、兼听、多看，细心观察，反复比较，不要过早做出结论，要下苦功夫发动群众，把盖子揭开，这是运动成败的关键。强调队员对好话、坏话、正确的话、错误的话都要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说完。工作纪律严明，《工作队员守则》规定必须与贫下中农实行“三同”：同住同吃同劳动。工作队员每月参加劳动不能少于10天。当时“三同”吃的几乎每餐是安墩特有的“臭风咸莱”和腌得变黑的“萝卜杠”,强调队员要由“臭”吃到“香”，才有贫下中农感情。工作队员住的大都是“火熏楼”或仓库杂物间，却毫无怨言。同时还宣布了“三不准”：不准在住户那里吃鱼、肉、蛋类的食物，不准队员上饭店茶楼吃喝或买零食吃，不准男女青年之间拉扯或写信、谈恋爱。违者，就在分团编的《简报》上公开“暴光”或作检讨,给予处分。如工作队员杨××与黄××俩人同驻一个生产队，有一次，当住户宰猪时，他俩自己掏钱买了1斤猪肉，共同加菜解馋，违反了“三同”纪律。结果，除责令他俩在全体工作队员会议上作公开检讨和接受批评教育外，还给予严重警告处分。不过，在贯彻中央《二十三条》后，对工作队的生活纪律适当放宽了一些，可允许工作队员自己掏钱，到圩镇饭店去加菜一次，但加菜标准还是每人不能超过五角钱。如果“政治学徒”在锻炼期间，违犯了工作队纪律，或是工作能力太差的，经上报分团审批后，就要被精简处理回家。据我们回忆，在安墩、博罗两期社教中，已被精简淘汰回家的“政治学徒”共有20多人。

经过“四清”运动的锻炼与考验，绝大部分“政治学徒”的政治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得到较大的提高。有不少“政治学徒”通过运动锻炼与考验光荣加入了党组织;还有一部分“政治学徒”在工作实践中成长，成为运动工作的“顶梁柱”，被提拔为工作队长或副队长。以本人为例，我在两期“四清”运动中，能严格要求自己，遵守纪律，吃苦耐劳，积极工作，虚心向老同志学习，积极争取上进，刻苦磨炼自己。并与同志们一道团结战斗，愉快接受和依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我在安墩左华大队工作期间，能以团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积极工作，力求上进，获得同志们的好评和组织上的信任。被选为左华工作队团支部委员、车田片资料员，运动中期被评为表扬队员。特别是在党组织的教育帮助下，自己对参党有了迫切要求和认识，终于在1965年8月10日光荣加入了中共组织。我在博罗新新大队工作期间，工作积极肯干，虚心好学，追求上进，成为驻队工作骨干。1965年12月被提为白雾岭村工作组长，1965年被评为“五好”工作队员，1966年2月又提为新新大队工作队副队长。

由于这些“政治学徒”经过四清运动的严格锻炼与考验，后来他们分配到各个工作岗位上，都能经得起各种风浪的考验，表现得很好，干得很出色，大部分都已成为领导干部。据粗略统计，他们在县内外担任科级干部乃至县处级干部的为数也不少。这是“四清”运动培养和造就人才的结果。(现已知担任了县处级以上干部的有：李爱珍、李万源、钟汉承、刁文佑、邓伯钧、骆月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