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同志指出:“‘四清’运动好比开荒。首先要把杂乱无用的荆棘砍掉烧光进行开垦；然后又要播下新的种子，让它发芽、生长，以达到最后的全面丰收。”安墩公社第一批社教运动，从1964年9月24日开始至1965年7月20日结束，历时十个月。安墩公社所属的15个大队和一百多个生产队，都已清查了领导班子，并进行改选，另外成立了队委会，还建立和健全了民兵、青年、妇女、贫协等群团组织，被誉为留下了一支永不走的“工作队”，算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宣告结束。

第二期博罗四清运动，规模声势更大，指导思想更明确，效果更显著。时间从1965年8月17日开始至1966年10月28日结束，历时14个月。“博罗‘四清’工作团”下设19个分团，有来自龙川、和平、连平、紫金和省直、地专、罗浮山部队等地工作队共3000多人。团长：魏华杰（军长)，副团长由各县参加运动的第一书记担任。当时，博罗县有18个公社及杨村农场，总人口46万多人。和平工作队4个分团进驻湖镇、柏塘、横河、响水4个公社；连平工作队进驻附城、汝湖2个公社；紫金工作队进驻福田、长宁、龙溪、铁场、园洲、仍图6个公社；龙川工作队进驻博东片的麻陂、杨村、石坝、泰美、公庄、观音阁等公社及杨村农场。我与26位同志被分配到博罗县泰美公社新新大队工作队。我跟陈云庭(后为泰美分团长)、曾春信、骆敏艺、黄石义、杨启伦、袁观定、叶佛兰、袁明英、叶聪如等进驻白雾岭村。

从安墩到博罗，历时三年的城乡社教运动，对于纠正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打击贪污偷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与乱搞男女两性关系等歪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从安墩、博罗两期社教的清查结果表明：干部的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不好的只是个别极少数；而某些犯了错误的干部，经过教育和帮助，也能及时改邪归正，得到群众的谅解与信任，多数还是继续当选为领导班子成员；而到运动后期真正受到法律制裁的干部几乎也没有。

不过,“四清”运动存在某些不足和一些过左做法。特别是安墩“四清”运动初期,由于当时受“左”倾思想影响，对整个基层领导班子的看法不够客观、全面，带有很大的片面性。甚至把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都撤到一边，把基层班子看成漆黑一团，认为“到处是蚂蚁”；把干部多吃一餐饭，也看作有严重问题；把某些干部犯了错误，说成整个班子都“烂掉了”。由于指导思想不明确，因而曾一度出现了所谓“慢火煎鱼，层层剥皮”和“人人下水过关”的过左做法，搞了扩大化，打击一大片，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与伤害。第二期博罗运动认真总结和及时纠正了上期运动的错误做法，明确提出运动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等比较正确的具体政策。大家严格按照党的政策办事，把基层领导班子建设好，调动了干部积极性，促进了农村经济发展，使运动效果更加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