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十九路军“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对我灵魂深处的启发、鼓舞，太深刻了，可以说，我一生的政治思想活动，都与这次战火有深切的关系。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长驱直入东三省，使三千里锦绣江山沦于敌手。国土沦丧，国亡无日。广州中山大学全体师生到各城市甚至深入穷乡僻壤宣传抗日救亡。我那时在中山大学附中读二年级，也随龙川籍的同学张国馨、刘士道、徐阳春……等10余人返龙川家乡到各中小学校进行宣传，听众有时声泪俱下，义愤填鹰，满腔燃起抗日怒火。可是，当时南京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节节退让，日军得寸进尺,调兵遣将，扬言三月灭亡中国。中山大学师生遂组织北上请愿团，向南京政府请愿抗日。那时我正好19岁，亦参加了请愿团。当时，中大的龙川籍同学，有我和黄士崇、黄杏文、黄观丁四人。一大队浩浩荡荡，坐上太古船北上。轮船到了厦门，就听到上海的抗日战争已打起来了，是十九路军英勇抗击侵略者，全体团员非常兴奋。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保卫祖国”的口号声和歌曲声中，轮船进入吴淞口，停在黄浦江边。

这时上海天气阴沉，细雨蒙蒙，寒风刺骨，火光烛天，枪声、炮声、飞机声、轰炸声日夜响个不停。蔡廷错将军亲自率领十九路军将士，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杀敌。白刃相接,血肉横飞。因为十九路军是粤军，多数官兵是广东人，当时日军见带有广字号的店铺一律焚烧。我们在露天甲板上彻夜不寐,一面看战火，一面看战报，讨论战局。当看到上海的学生、工人、市民纷纷走上前线，捐物献金，慰劳军队，组织救护队，这种军民团结共同抗日的壮举，令人兴奋。我们对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剩，军长蔡廷错，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以及师长毛维寿、区寿年、沈光汉及其他将领,都是无限敬佩，尤其我们四位龙川籍中大同学知道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就是龙川老隆水贝人，更感到这是龙川人的光荣。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和平人黄汉廷团长那一团的官兵基本上是和平人，和平原是明朝中叶从龙川析出去的，所以和平人亦可说是龙川人。当时如果知道这情况，我们四人一定更加兴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