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龙川县因“邑有龙潭，自密山分注，会于川，故名”,地域辽阔，包括今龙川、河源、五华、兴宁、和平等县。大约据有现罗浮山以东，江西省以南，莲花山或红海湾以北的今广东河源、梅州大部分的东江、梅江流域广大地区。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都非常重要。《史记。南越尉佗列传》说:“南越王尉佗者，真定人也；姓赵氏。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扬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年。佗，秦时用为南海龙川令。”从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至秦二世二年（208年)，任嚣病重，将南海郡尉重任交给他。至秦亡，赵佗自立南越武王止，他亲自在龙川经略了六年。即他在“与百越杂处”,“和辑百越”初期的十三年中，有六年是在东江渡过的。

秦置龙川县和赵佗为龙川令，促进了以龙川县命名的东江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兴修水利，发展东江地区的南方稻作农业生产。唐乾符年间，龙川进士翰林学士韦昌明在《越井记》中说:“南越王赵佗氏，昔令龙川时，建池于整湖之东，阻山带河，四面平旷，登山景望，惟此为中，厥土沃壤，草木渐包，垦辟定规制。……凿井于治之东偏，曰越井……井周围为二丈许，深五丈，虽当亢旱，万人汲之不竭。其源出嶅山，泉极清测，味甘而香，自秦距今八百七十余年，其迹如新。”“建池”、“凿井”，垦辟沃壤，显系发展农业生产。赵佗所建的池虽已湮没，而越王井的遗迹却保留至今天。另在龙川黄布镇马岗村龙身正西汉遗址发现的为数不少的陶罐和陶盏等盛粮食、食物的器皿和酒器，亦是当地农业发展的物证。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东江农业的发展就意味着东江经济的发展。五华发现的长乐台遗址，除作为表示拥护中央王朝的纪念建筑外，研究人员认为还作为军事据点特别是作为东江和梅江的船队中转站之用。说明当年交通运输的开通，和流通商业的肇始。

二、龙川县的建立，为东江地区建起中原移民基地，为客家先民及以后的客家人立足和发展壮大于这片广大地区打下了坚实基础。秦略定扬越,“以谪徒民与越杂处”。移民五十万成岭南是秦始皇的政策。这五十万人有逋逃者、赘婿、商人等，还有随军家属及其他百姓。他们带来先进生产技术，统一的度量衡制，“车同轨，书同文字”等中原文化。他们是往后东江社会发展的中坚。这些移民在岭南分为两部分：一是广府先民，主要是居于罗浮山以西以番禺为中心的人群；二是客家先民，主要是东江地区，以龙川为中心的人群。使这些移民能安居乐业是赵佗建龙川县的功劳之一。故汉高祖于十一年(前196年)下诏表彰他说:“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直到唐朝韦昌明还说:“秦徒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而龙(川)有中县之民四家。昌明祖以陕中人来此，已三十五代矣！这些移民和唐宋从中原来到东江、梅江的移民，构成广东客家先民的主体。待明清时期客家人从闽西、赣南大批来到今梅州、循州(含今龙川、河源)、惠州地区后，广东的梅江、东江流域(含今梅州、河源、惠州地区）就成了客家人的主要聚居地。

三、赵佗建龙川县，在东江地区，传扬中原汉文化，以先进文化融合了当地的少数民族，为民族团结立下优良传统。先秦时的岭南，包括以龙川为县的东江地区都是蛮夷之地。其原住民为百粤系统各族群。赵佗做南越王时还说：“且南方卑湿,蛮夷中间，其东闽越千人众，号称王；其西瓯、骆裸国亦称王。”东江之东，现潮州、福建地为闽越。赵佗处于当地少数民族之间，奉行一条亲近少数民族的政策。有时甚至放下中原汉俗，椎髻箕倨，自称蛮夷大长老。更主要是依靠中原移民用先进的汉文化教育影响他们。连汉高祖都赞许他改变当地习俗的功劳:“粤人之俗好相攻击，前时，秦徙中县之民于南方三郡（桂林、象郡、南海)，使与百粤杂处，今天下诛秦，南海尉佗居南方长治之，甚有文理，中县人以故不耗减，粤人相攻击之俗益止，俱赖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