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江的历史像东江一样源远流长。

广东东江流域很早就有人类生活。龙川县的紫市镇坪岭头、九龙岗，登云镇鲤鱼山，龙母镇的龙母墟，佗城镇的坑子里、牛背岭、佛子哥，丰稔镇的牛角塘，黄布镇的龙身正，车田镇的大岭墩，附城镇的龙台山；河源市新龙回乡的龙祖山，船塘镇的鸡公山，上莞镇的园墩岭、江下山2以及兴宁、五华、和平等县的新石器时代到春秋时代的遗址，除出土许多夹沙粗陶及各式印纹陶片、陶纺轮、陶豆、陶罐、陶钵、陶壶等陶器外，还出土大量的石斧、石刀、刀镞等渔猎工具和石镑、石刀、石凿、石锄等农业工具和手工业工具。说明那时居住在东江一带的人们共同体已从渔猎生产逐步转向农业生产。

春秋、战国时期，岭南称为南越，居住着百越民族。周彝王时，前楚国熊氏伐扬越，岭南大部分遂为楚有。周惠王时，楚成王(前671一前652年)）的楚国辟地千里，南海臣服。周安王时，楚悼王（前40I一前381年）命大将吴起南平百越。此时期，包括东江在内的岭南地区，可能有一些实行军事民主制的南越部落联盟或当地奴隶主的初期地方政权，但尚未进入文明社会。几百年的反复征战可能主要进行军事统治。这从龙川丰稔镇佐拔村牛角塘的山岗上战国遗址出土的十二件青铜武器（矛二件、剑三件、钺七件)1和河源发现的春秋战国时的扇形青铜钺和铜斧便可证明。楚有岭南的意义在于:春秋以后，中原文化由楚国传入包括东江流域在内的岭南。这是通过北方的汉人或因随军征讨，或因逃难或因经商，找寻耕地等南下而实现的。

东江文明始于秦朝中央政府对岭南的开发。东江文明始于龙川县的建立。《史记·始皇本纪》载：始皇二十三年（前224年)遣将王翦南征楚国、百粤，悉定其地。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了中国。《淮南子·恃君览》载：始皇二十九年(前218年)，越人不服；反叛，始皇又使尉屠睢将楼船士南攻越人，并使监禄凿灵渠沟通湘漓二水，以便运粮入越；同时发卒五十万，分为五军：一军据谭城之岭(即今湖南黔阳县西南)，一军守九嶷之塞（即今湖南宁远县南)，一军处番禺之都(即今广州市)，一军守南野之界（即今江西南康县南章水南岸)，一军结余干之水（即今江西余干县)。以番禺一军为中锋，以南野余干为左翼，以九嶷谭城为右翼，浩浩荡荡南征岭南。但越人潜入丛薄中，坚壁清野，不与秦战。秦兵三年不解甲，直至粮尽，且不服水土，瘴疫流行，越人出击。三十二年(前215年)，秦师大败，主将屠睢被杀，伏尸流血，差不多全军覆没。故《史记·始皇本纪》又说：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三郡)。这时的主将是任嚣和赵佗。平定南越后，又谪徙民五十万成五岭。秦命任嚣为南海尉，兼管三郡。南海尉下属县，为龙川，任赵佗为龙川县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