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共龙川特支创立后,以秘密方式进行活动，组织学习，发展党员。黄觉群按上级指示，早在1923年便以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特别团员)的个人身份参加了国民党组织，所以，他的公开身份为国民党员。因此，他能充分利用国民党特派员和国民党县党部常委身份,向县、区政府部署工作，国民党县党部下属机构绝大多数由共产党员掌握。其中,黄天泽负责组织县农民协会，杨复生负责组织县总工会，李云山（非共产党员)负责组织县商民协会，骆汝骧（非共产党员)负责组织县青年同志会，罗一如负责组织县妇女解放协会。县党部执行委员也作了分工，分片检查督促各区党部或区分部的组织建设和县、区农协的筹备工作。一、三、四、十区和川中地区，群众较易接受新事物，发展党员工作较顺利，建立区党部和区分部亦较快。而群众团体发展最快最有力量的是各级农协会。一、三、十区农协会在1925年底就已建立起来，其余8个区亦于同年夏收前陆续建起筹备会，在筹建各级农协会中，乡村农会发展更为迅速，第三区52个乡在夏收前均成立了乡农协会。会员以佃农、赤贫农占优势，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鉴于当时阶级阵线比较模糊，某些区、乡、村农会组织为地主爪牙所操纵，他们往往和农民对立起来，起破坏作用。工会、青年会、妇女会、商会亦有一定发展。唯当时没有工矿企业，就连手工小作坊亦为数不多，只能先在老隆建立挑担工会，然后再在较大乡镇次第建立理发、爆竹、木排、土纸业等工会。县城、老隆商民协会的头目，政治上反动，而老隆商民协会还拥有一二十名对付工人的反革命武器。

为提高群众组织中干部的素质，县城及较大乡镇还举办过农讲所、农训班、工人文化补习班、党务人员养成班等。县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触犯了国民党右派和地主豪绅的利益。代表这一利益的张重耳，伙同新任县长陈逸川首先跳出来作梗。张重耳,鹤市黄布人，在陈炯明部下混过多年。东征前夕，他揣测到陈逆将被消灭，便背主潜往广州，通过惠州十属同乡会的关系，钻进东征军政治部工作，第二次东征被任为省党部特派员，与黄觉群等一起随军赶回龙川。这政治投机者了解到陈逸川是老同盟会会员，陈的一个兄弟又在广州国民政府监察院任委员，倚此靠山,便一头栽到陈县长怀抱，互相勾结，拉帮结派，助纣为虐。1925年11月21日，陈逸川走马上任时,集会宣布政见，就受到张重耳怂恿,裁撤了前任县长为解决党务经费、支持革命而设的地方财政处，集财权于一身，妄图以削减经费破坏国共合作，扼杀工农运动。同时卖官鬻爵，将3个区长的缺额，每名以200——400元光洋出卖给投机钻营者。陈逸川为巴结张重耳，将贪污有据、已被扣押查办的第五区区长张重耳胞弟张卓人，无罪释放。县城公众对此哗然，黄觉群、黄林祥、杨复生、彭泽霞（老同盟会会员、原国参议员)等人，更是大声疾呼。

1926年1月3日，一区区党部在县城朱家祠开成立大会，张重耳、杨复生列席参加。张重耳登台演说，含血喷人，攻击共产党人。共产党员杨复生即席予以驳斥，张重耳理亏，为川中（含一高)左派师生等起哄，秩序一时大乱。张重耳并不甘心，立即向陈逸川告状，即晚陈邀张、杨到县署“排解”。排解中陈逸川明目张胆袒护张重耳，杨复生盛怒之下，拍台与陈逸川冲突。过不了几天，嗜好鸦片烟的陈县长吸食鸦片，为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唐卜年抓获，消息传开，佗城、老隆两地公众怒火万丈，“打倒陈烟长”之声四起，纷纷要求国民党县党部予以弹劾。县党部为了顺乎民意，准备开会质询，但遭陈逸川、张重耳一伙干扰破坏。1月11日以县党部、县农协筹备处、县挑担工会、县青年同志会等名义，向广东国民政府监察院、省工农厅、东征左路军参谋部、东江行政委员会驰电，指控陈逸川吸食鸦片、贪赃枉法十大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