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分派到东江，主要是我认识张凤楼及其父亲张文，省委想通过我同张文先生的关系，到东江去找个公开、合法的立足点，从事发展党的组织，并通过张文这个反蒋的民主人士来掌握当时以国民党名义搞的那个“东江游击指挥部”。张文曾任过李济深的参谋长，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以后，李济深成了蒋介石的对立面。蒋曾经玩弄过阴谋，扣留过李济深，并削了李的兵权。早在1932年冬，当国民党的抗战将领蔡廷错、蒋光熏为了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时，李济深就成了蔡廷错和蒋光T的主要支持者。抗战全面爆发以后，李济深拥护我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张文，作为李济深的参谋长，是始终跟着李济深反蒋的。广州沦陷前夕，张文认为时机已到，就主动跟我们取得联系，希望我们帮助他“出山”。

张文有个儿子，名叫张凤楼，很早就同我认识。我们在广州一起搞过工人运动,在广州市榨油工会一起工作过，他思想进步，表现好，我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样，由于张凤楼的关系，我认识了张文。在张凤楼的帮助下，我们对张文做了许多工作，使他逐步了解我们。后来，张文接受余汉谋的委任，以“广东省民众抗敌动员会”的名义到东江去筹备组织东江游击指挥部，并当指挥部主任时，就通过其儿子张凤楼，向党组织提出要我一同随他们去。

余汉谋委任张文去筹建的那个东江游击指挥部，原打算设在惠州。但因当时惠州属于前线，而改设在老隆。这里,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余汉谋虽然同意委任张文为指挥部主任，但在正式委任状上却不写明，只写由他去筹备。因为余汉谋已经知道张文跟我们党有某些联系，所以不完全信任他。日寇占领广州以后，它在华南的战略进攻已告一个段落。为了巩固广九铁路这条交通线，还从博罗、惠阳、增城一些地方撤兵，集中兵力到广九铁路沿线上去，并实行“怀柔”政策。这样，余汉谋看到日寇不再进攻，就改变主意，将“东江游击指挥部”由惠州改设到老隆，并降一级，不叫指挥部，而叫“东江游击指挥部老隆命令传达所”，叫张文当所长。这个命令传达所，作为国民党“四战区”和省绥靖公署同东江的国民党军队联系机关，只有传达命令的权，没有指挥部队的权，对外没有招牌,只有内部的行文。它的职责只是给东江各县国民党军政机关如龙川师管区司令罗梓材等传达省的指示。准备收编的那个所谓“东江游击队”，实际上大多数是土匪，例如惠阳的骆凤翔、罗坤，博罗、河源的梁桂平，东莞的徐东来等，共有三个支队。这些军队是属于第四战区余汉谋指挥的，余汉谋要下达命令，不直接通过“四战区”，而通过老隆命令传达所，然后再由传达所传达到各个游击支队。因此，这个传达所只起着承上转下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