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由于极左思潮泛滥，批判“三自一色”(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工包产)，四大自由(买卖自由、顾工自由、借贷自由、租赁自由)，强化集体经营，对社员种自留地，饲养生猪、三鸟等家庭副业视为滋长资本主义温床，是资本主义尾巴，狠加批判和限制。在经营方针上搞以粮唯一，不抓多种经营，视商品生产、集贸市场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在经营管理上推行大寨政治评分，按定额视为工分挂帅，按劳分配超产奖励视为物质刺激。把搞平均主义颂扬为共产主义因素。这样给农村生产力带来极大破坏，农业生产倒退，1976年全县粮食总产13.8万吨，比 1966年仅增加102吨。农牧渔副各业及社员家庭副业被挤掉，农民收入下降，以家庭副业收入为例，1965年社员家庭副业收入占集体收入10—12%，1971年仅占3——5%。

1978年冬，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农业合作化二十多年来历史作了实事求是的回顾。一致认为从高级社以来就是执行一条极左路线，搞一大二公，高度集中和统一，搞一平二调,刮共产风，搞平均主义，搞假社会主义，穷过渡。违背了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队为基础，三级所有，仍不能同当前生产力发展相适应。决心推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废止人民公社，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经济体制，执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维护生产资料(土地）公有制，农村农业经营机制路子如何走？在总结了高级社时一些地方推行以户承包超产奖励，促进生产发展的经验得到启示，提出了家庭承包生产责任制这一创举。

1980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几个问题》决议，我县根据中央决议，同时总结本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些贫困山区生产队暗中搞家庭联产承包（当时称为包产到户)获得比其他生产队增产二至三成的实践经验，1980年冬，县委决定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生产责任制，受到全县广大农民欢迎。至1981年春，全县就有6446个生产队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1年冬全面实现这一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