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些历史文献中我们不难发现，东江肃反之激烈程度也不亚于赣西南地区，部分苏区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首先扩大了对AB团组织的错误认识,认为“AB团是一切反动派总的组织”。同样地也认为广东有省一级的AB团团部组织，下面以小组的方式作组织的基础，在党政军团机关中设立AB团小组的建制。以至形成自“特委到支部的干部十分之八九是AB团分子”,“所以东江特委AB团分子便完全把持了。”R“特别在团（共青团）内从特委一直到少先的干部完全是AB团分子”。而且还认定，东江的AB团“富农地主分子占大多数”。

东江各地破获AB团的办法，主要采取逼供、屈打成招、诱供等，因而衍生了大量无中生有的案件。如某人被指控是AB团时，各机关的政治保卫部（科)便负责审问。据《中共东江特委给省委转中央的报告》称:“捉到后，经过许多审问,仍坚持不说。后派人假做AB团去担保她，并秘密对她说:‘我是AB团，你是否AB团，如是AB团我才担保你’。那时她即说出她是AB团，并说十多人。又派队往捕捉”。“各区的破获大部分是由他们的上层分子供出，查考其行动言论不妥而破获的，小部分由当地发觉的。”“我们审问的方式是用许多事实来证他，并用威吓与拉拢(如对他说：不说就要用刑，说就可自新，现在证据确实,不容你不说等)。”“我们把许多证据与之对证后，仍坚持不认，及至用严刑后，才供出来。但所供的人大部分是行动不好的。”“至于成份不好的通通枪决。””至1932年春，被指控为AB团遭杀害的东江各地党团政军干部和红军战士达1500人。从以上真实的史料记述，由是可知当时打AB团的概况：那些言论不妥行动与出身不好的人是破获对象，审问方法无非是威吓拉拢诱骗严刑和上层分子供出，处理结果要么自新，要么枪决。这就是血迹斑斑的东江各苏区肃反的真实写照。

五兴龙苏区毗邻中央苏区，紧接赣西南地区，是东江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革命斗争与形势发展的需要和交通不便等种种原因，其隶属关系曾更迭于东江特委与闽粤赣特委之间。鉴于这一特殊的区域与隶属关系，注定了五兴龙苏区肃反运动尤为激烈。除首当其冲受赣西南地区肃反的直接影响外，尚接受中共东江特委、闽粤巅特委的领导，可谓是“双料”的肃反地区。是故,它既具有东江各苏区肃反的共性，又兼有赣西南苏区肃反的特色。从历史文献史料和当年参加过肃AB团的老同志回忆，可充分说明这一点。他们以亲身经历证实五兴龙苏区根本不存在AB团组织。但在上级党委的压力下，便开始进行肃AB团的斗争。尽管如此,肃反时被捕的或即将被捕的党政军干部，还与之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抵制和斗争。据文件所述，1931年8月“刻下五兴龙海陆紫一批批连续不断的破获了AB团，引起了团(指共青团笔者注)内和革命群众方面一种‘恐怖’、‘人人自危’”。而且上级认为所破获的自县委至支部的干部十分之八九是AB团分子，县委已完全被AB团分子把持了。“在五华、兴宁、龙川方面……更发觉大部分负责人和同志是AB团分子”。“同时龙川、兴宁方面也经着破获县委中间及区委支部中均先后把 AB团重要分子逮捕”。有位被诬为AB团临判死刑时跪在地上发誓：马克思在天之灵，只要我死后不把我当反革命，我便瞑目了。五兴龙游击总队队长罗柏松，1931年6月被诬为AB团分子，在解赴刑场黄陂新村河角屋深坑里的途中，一路高呼“共产党万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被诬为AB团分子处死时，多数不用枪决，而是用锄头或梭标活活砸(刺）死，惨不忍睹。据当年参加过打AB团或被诬为AB团的幸存者，以其亲身经历可见五兴龙肃反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