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共产党内何时开始肃AB团？据史料载应是1930年5月。该年5月18日《赣西南特委通告列字第九号》曾指出:“西区儒林等地党内还有AB团分子做支部书记。”这是目前为止认为是第一个确记共产党内有AB团分子且当了支部书记的文件。自党内发现有AB团后，反AB团的斗争开始由地方转入军队。以致为肃清所谓红旗下的奸细,“凡群众中稍有‘动摇表现不好者'，凡干部中有‘出身不好者’；凡亲友中有‘行动不对者’，都要交‘苏维埃拿办’，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出现了人人自危个个恐慌的局面。”迨同年9月打AB团达到高潮时，赣西南特委文件还认为，AB团是混进党内的有入团誓词、组织系统、活动方法、联络暗号、暴动计划的庞大特务集团（如联络暗号，问:“团的工作如何?”答:“你是一个团。”答对后才正式谈工作)。

肃AB团的主要方法是“软硬兼施”与“严刑审问”的逼供信。当年给毛泽东当警卫员的陈昌奉同志回忆：第一次反“围剿”后，我从黄陂(属宁都县）回来,看到正在杀AB团。在一个堤坝上就杀了七八十个人。据萧克将军回忆：1930年11月我们师打AB团。军政治部告诉我们，你们那里有AB团。就凭这一句话，根本没有别的材料，就抓了两个人。他们不承认，一打一审便承认了，还供出10多个人名字。再把这10多人抓起，再打再审又供出几十个。那时我和师政委等没什么别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团。总计红四军打了一千三四百人，相当于全军人数的五分之一。而赣西南苏维埃政府中肃出来的AB团分子竟占全部人员的四分之一，由是可见肃AB团之一斑。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时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的毛泽东，“对此他没有提出疑义，反而相信了AB团的存在，相信赣西南的大批干部是AB团分子，并深感肃得不够。”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后，左倾中央推行更左的政治路线。4月17日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决议强调“扩大反对AB团的宣传”，要“软硬兼施,穷追细问”。以致打AB团再掀高潮。那时，“一切机关都认为打AB团是中心最中心的任务，把一切工作停顿起米，用全力去打AB团。”审问时所用的硬方法,“通常捆看双于币把，人身悬空，用牛尾竹扫子去打，如仍坚持不供的，则用香火或洋油烧身，甚至有用洋钉将手钉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内，在各县的刑法种类无奇不有。”总之，不招供不停刑，且光招供自己还不行，还得指控他人。如在县机关抓了一个AB团，一定要将县委、县苏、青年团、工会、少先队、儿童团等机关内AB团组织供出来。供不出，续刑追，因而便将机关内熟人诬供，没熟人的便咬定凭看见袖章上的名字，造成相互对质时彼此都不认识。甚至对工作消极，说梦说，不去开会的人员“一律认为这些分子都是AB团”。“在打AB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AB团”。可见当时赣西南的肃反是何等的可笑又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