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局从上海迁中央苏区瑞金，在中央根据地内便全面贯彻“左”倾冒险主义方针，打击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意见且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一批领导干部。如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

毛泽东与古柏的战友情谊由来已久。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工农武装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策略方针指导下，井冈山根据地很快扩展到赣南的兴国、于都、瑞金、寻乌与闽西的龙岩、永定、上坑、长汀等十多个县，至1930年春,赣南、闽西、闽粤赣边（五、兴、龙苏区)革命根据地已初步形成。为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毛泽东广泛开展了社会调查，曾来到赣南寻乌苏区。是时古柏任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兼寻乌县苏主席。他陪同毛泽东风雨兼程走村串户，召集各阶级各阶层人士，或三五成群开小组会,或单独与农户膝足谈心，遂广泛深入地进行社会调查。从而发表了著名的《寻乌调查报告》。寻鸟调查结束后，古柏奉调苏区中央局机关工作，经常与毛泽东一起研究与解决工作中的问题，于是更进一步密切了相互间的战友情谊。届时古柏已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稍后又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

古柏无论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或到地方党政部门工作期间，他始终坚持贯彻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方针路线。尤其这一时期正是1931年1月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统治之时。他那种从中央根据地的实际情况出发，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和工作作风，更显得难能可贵。

古柏认为红军应向敌人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发展(尤其不可忽视边缘地区的根据地及闽粤赣边游击区)，以巩固和扩大中央苏区根据地，而不同意向着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发展；他认为地处中央苏区边缘区（如寻乌、会昌、安远等地）的游击队伍，其首要任务是先打击当地的地方武装，对国民党军不可与其硬拼，则可采取游而击之，从打小仗而锻炼提高他们的战斗力；他还认为中央苏区的边缘区和新区之工作指导，应跟巩固的中心区有所区别，不能千篇一律地照搬中心区域的工作方式；尤其“扩红”(扩大红军队伍)工作，他主张要有计划有步聚地进行，而不赞成用削弱地方武装办法来扩大红军，以达到“猛烈的扩大红军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而斗争”（其实1933年12月间古柏领导的“会昌县已报名的有200余人”2,于粤赣省各县中名列第三)；对苏区士改分配土地时，他坚持原耕基础,“抽肥补瘦”的政策方针。依他多年积累的斗争经验结合当时中央苏区的斗争实际，古柏对上述意见和主张，既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无疑这是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革命根据地，也是对王明、博古等提出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做法的抵制。此外，在思想理论上:“毛泽覃、谢唯俊、古柏曾批评坚持“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同志为‘洋房子先生’，并针对某些人所谓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的说法，说过我们苏区的山上有马克思主义，倒是大城市产生了立三路线，等等。”